贷款必知：先本后息的含义和作用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贷款必知：先本后息的含义和作用，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宋官瓷关于“纹犹鳝血裂冰肤”的艺术特征的精确提炼和概括，乃来自清乾隆帝赞叹北宋官瓷的一句优美诗句，其言北宋官瓷的瓷釉开片，不仅纹如鳝血，且随着鳝血纹路的开裂，还同时形成一如冰镐振冰、冰片莹莹的纹裂“冰肤” 的艺术效果。此诗也是乾隆帝鉴赏艺术品的得意之作，对北宋官瓷的艺术特点把握的很是到位，颇显才华。提起乾隆帝，就眼下其名声火爆的现状，不能不说两句感言。如今从康熙大帝到所谓的乾隆盛世，以及早已地下作古的大清帝国的历代霸主和天朝的贪官污吏，可谓红极一时，灿若明星，被小李子、小桂子之流没有牙的文人用戏说的方式推崇到了极致，通通列入了“伟光正”系列，特别是有个吃耳光的教授，更把他大清帝国亲亲的皇阿马捧成了神灵，象文革为人罗列罪状一样为他亲亲的皇阿马罗列了十大丰功伟绩，且大言不惭地公开宣称，他一个亲亲的皇阿马的功勋就超过米国全部总统对社会的贡献。洒家所知道的是，在他的亲阿马采取野蛮手段由强盗变成中原王侯之时，俄国的彼得大帝虽然也采取野蛮手段实行铁血统治，却在社会的发展上，颇有头脑，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所憾的是这个吃耳光的教授没能看到，他亲亲的皇阿马的大清帝国为了独享盗贼之果，自然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致使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开始自闭、自恋，并进而被迫自宫，从此没落。当然，也幸亏我们天朝不设“靖国神社”，否则，耳光教授不把他全部亲亲的皇阿马捣鼓进去让人叩头朝拜那才叫怪。不过，虽然我们天朝不设“靖国神社”，但不知为何有那么多孝子贤孙，视奴役自己先人的窃国大盗为英雄豪杰，整天致力于去发现满清统治中国时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哪些丰功伟绩，似乎他们的祖先成为满清人的奴隶是一件光荣无比的事。随着各类电视媒体强大的洗脑宣传，让人们时时感觉和认识到，满清吾皇永远是皇恩浩荡、忧国忧民的，是人民的大救星，朝廷中纵出些敲骨吸髓的腐败分子，那也是贼子们个人的事，将这些贼民鼠辈象打狗一样当众打翻，反倒更衬托出吾皇的英明神武和仁厚爱民。仿佛大清帝国种族屠杀、大兴文字狱、大搞流氓统治乃至最终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等祸国秧民的事迹均无上英明，是中华所有民族的骄傲，应该万岁万岁万万岁。反正只要打开电视，银屏上几乎充斥满了脑后扎根猪尾巴口称奴才的满清幽灵，这强大的广告效果也真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据说就连动物园的一只荷兰猪，电视可能看的次数多了，吃起食来也会哼哼唧唧地叫乾隆的名字，形态古怪之极，让人不可思议。说真的，连猪都知道乾隆的大名，地下有知的乾隆帝，一定会为此高兴的小眼笑成两个黑窟窿，到如今还有这么多急着当奴才的孝子贤孙为朕歌功颂德，实乃证明大清帝国的奴化统治英明正确的很啊！如果这具老枯骨能坐起来，说不定也会如为北宋官瓷赋诗一样，赏赐那些以舔痔吸浓为能事的鹰犬们两句，让其奴才大名传扬千古。因为在极端的功利化、流氓化方面，乾隆帝可是一个与蔡京之辈不相上下的才子高手啊，眼沙特亮。

　　这的确不是吹牛，描人状物，乾隆帝还是颇有两下子的，其为北宋官瓷赋诗，就足见神韵。说起来此诗也是其对艺术品欣赏之中颇显才华的放笔佳作。大清天朝之时，非如北宋得之五代暴虐之乱的零落版图，清王朝得益于大明曾经一统江山的泽惠，再加上其祖上金戈铁马的趁势扩张，登基称帝后的乾隆，纳入他统治下的版图，确确实实已远过于北宋。自然，沦为其强权下的奴隶也因此比北宋人民多了许多。毫无异议，版图大了，奴隶多了，这更有利于他对天下珍宝的掠夺、搜刮和占有了。何况乾隆本是个有强烈占有欲的帝王，江山美人，金银珠宝，这些富贵的标志和享受，无不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但值得回味的是，拥有天下无数财宝的乾隆，虽然宝贝可车载斗量，或许一辈子也欣赏不尽，但其对北宋官瓷却情有独钟，并青眼相加，其所颂诗篇便多达十余首。从这一点来看，北宋官瓷在其心目中的优越地位，也当一目了然了。

　　话说回来，能得乾隆帝的珍爱，北宋官瓷的自身品质也必有其出类拔萃之处，这是无容置疑的。这里暂且不论这种出自帝王手笔的陶瓷艺术，如何先天禀赋有皇家之贵族血统和尊贵的文化烙印，仅其吸收大量传统的陶艺精华，在综合当时诸大名窑和窑系工艺优点之上的创造，就足以称雄陶瓷艺术之林了。俗语所言：“家有万贯，不如官瓷一片”，当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价值评判与写照。也确实，这个出身皇室，自创世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唯一没进入市场上流通的瓷器，也只供朝廷专用，至多赏赐别立功勋的属臣一、两件而已，一般臣民非帝王所赐，根本不允许其拥有，无论是多么大腕的商贾和财主，想要收藏一件，实乃万万之难。故北宋官瓷向有“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之说，来形容北宋官瓷作品的玩赏和收藏范围极小，仅局限在帝王将相圈子内，成为一种地位和权势的象征。乾隆为此还专门题有“当日官窑禁外用，岂知庙市货寻常”之诗句，赞叹北宋官瓷庙堂独享的气象。此外，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言北宋官瓷之稀有罕见。确实，不粘一点商品气味的北宋官瓷，于一般平民百姓来说，实乃不敢想象的宝物，其罕珍程度由此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根基独厚的北宋官窑瓷器，特别注重本身的釉色美，且徽宗更在诸名窑的施釉技法上加以改造，创制出一套严密的多次施釉技艺，令其凝厚的釉层独树一帜，并影响了北宋以后几乎所有青瓷系的窑口。前文已述，在烧制北宋官瓷具体的操作工艺上，徽宗采取先素烧胎体，然后按特定的工艺，进行完美的多次施釉来追求釉的质感，以其自身凝厚的玉石之美来成就作品的厚重、庄严和大气。如此一来，往复数次的施釉，使得釉层厚度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肥美如玉；不仅如此，在徽宗的审美要求下，北宋官窑瓷器多为质朴无华的素面，既无精雕细琢的装饰，又无色彩艳丽的描绘，完全仿照《宣和博古图》中关于古青铜器和玉器等筋骨挺拔的造型，以古朴的凸凹直棱或弦纹来加强胎体的硬度和表述其自然之美。而肥釉坚胎，在烧制过程中二者的膨胀系数又不相同，胎体的膨胀系数大于釉面，经过高温煅烧，加之北宋官瓷胎体中的助融元素成分的含量较其它窑口的含量高，这样釉面在冷却后自然会开出大块冰裂纹路，并随着这纵横交织的大冰裂纹片，又逐渐破裂出层层叠错的细密的小冰片，使瓷器在彰显出万千天成的神奇图案的同时，还隐约间折射着钻石般晶莹的光芒。这令人观之如痴如醉、奇美自然的艺术效果，犹如三九严冬玻璃窗上一夜间成就的奇妙冰花，如梦如画，宝光粼粼，温润而细腻，仿佛一篇篇无以比拟的美好诗篇和传说，且抵达了小器开大片的艺术神境。此艺术特征一如明代学者谷应泰在其《博物要览》中所言：“官哥二窑，时有窑变，状类蝴蝶禽鸟麟豹等像，于本色釉外变色，或黄或红紫，肖形可爱，乃火之幻化，理不可晓。”其“肖形可爱”绝对真实不虚，北宋官瓷纹片经烈火窑变开裂的确实“状类蝴蝶禽鸟麟豹”之形像，而且朝夕观之各异，变幻莫测，实乃“理不可晓”，但是，至于北宋官瓷“本色釉外变色，或黄或红紫”，亦即开片纹路为何会出现醒目的鳝血之纹或金丝铁线？而依附鳝血之纹所开的细密冰片为何又晶莹无色？最终使其作品展现出让人难以理解的红线串冰凌之奇幻的艺术神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秘密？其实，北宋官瓷这种“纹犹鳝血裂冰肤”的艺术特征，以洒家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心得而言，非“火之幻化”所成，是为北宋官瓷的一种独有的操作工艺，不是一般专家学者论述的那样，言是由于北宋官瓷胎体在高温还原气氛下，氧化铁离子在高温中发生窑变，后经漫长的岁月，氧化铁离子渐渐渗出，所以才将开片纹路染的猩红，色如鳝血。这种推论看似颇有道理，其实不然，否则，为何所裂的层层叠摞的细密冰片不呈鳝血之色？难道氧化铁离子是神机妙算且又懂如何惬人心意的美学精灵？只选择在大纹路上渗出，而理智的放弃所有细密的小冰片？这显然是说不通的，经不起人们的推敲，是其未在窑口亲自烧制实践，才会有如此背离客观经验的想当然之说。北宋官瓷的鳝血纹，实际是人为的一道染线工艺，其传统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北宋官瓷作品出窑后，在其开片的第一时间，窑工便将作品投入配好的染料中，使用加热煮沸的方法染色，因为瓷器所裂的纹片，受热后便于染料的渗入，这也是对物理学上热胀冷缩现象的利用，没有什么太神秘的技术问题。所用染料的材质，一是用碾磨成粉的含铁量较高的铁矿石直接染色；再者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主料为鳝鱼血等红颜料，辅料为石榴皮和茶叶，掺在一起加热实施染色工艺，瓷器经这种配好的染料煮染，鳝血纹便染成了，捞出来后擦拭干净就任其随便开冰片吧，多多益善，越细密越有情趣。不过，目前所用的染线工艺，乃一些非传统的染色方法，工艺更简单，直接用赭石色国画颜料或宣传色颜料，将其涂在瓷器上，然后用干布擦拭进行染线即可，操作方便之极。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如今还有配制化学原料进行染色的，其中最简单的配方分别是高锰酸钾兑红糖、墨汁，以及碱性橙兑红糖或赭石颜料、墨汁等，反正是怎么得心应手怎么来，没什么国家或行业标准，但有一点必须共同遵守的是，在染线时，无论用何种方法，均要选择在瓷器开片第一时间进行操作，否则，开片时间长了亦即行家所谓的“开老了”，再去染线，染出来的只能如哥窑瓷器一样，成为“百级碎”了，也便没有北宋官瓷“纹犹鳝血裂冰肤”的艺术神韵了。哥窑“铁线金丝”的染色工艺也是如此，使用墨汁也要求在第一时间先染“铁线”，而后等瓷器纹片开老了再染“金丝”。在具体的工艺上，只要将“铁线”染在瓷器开老之前即可，“金丝”则可根据要求的细密程度酌时染之。不过，相较于鳝血纹，“铁线金丝”的细碎纹还是为下，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也是这样评价北宋官窑瓷器的：“冰裂鳝鱼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从北宋官瓷的艺术特征角度而论，“纹犹鳝血裂冰肤”之美，也堪为徽宗对中国青瓷的一项极富诗意的贡献和创造。不难想见，北宋官瓷粉青色或月白色玉润的光芒中，开裂成龟背片的鳝血纹路，在“紫口铁足”的艺术包围间，又一次直接突破了青釉单一的色彩，恰似春水投石，波纹乍起，灵性顿生，加之细小的冰片点缀，这青釉红线、线挂冰莹碎片的艺术奇观，绝对是鬼斧神工，天成大美，这也是北宋官瓷与其它名窑的瓷器不共之处，堪为鉴定北宋官瓷一个典型的特征。虽然哥瓷也有染线工艺，并传承北宋官瓷，将北宋官瓷极少用的“金丝铁线”工艺发挥成为其代表性的特点和特征。然而，哥瓷的染线，相较北宋官瓷，在审美上还是有相当的差距，艺术效果也不可能在一个层次上。哥瓷是先用墨汁染大线，待釉表面开片基本稳定后，再用调制好的金黄色颜料浸泡染碎线，这样染成的作品，现出满器“百级碎”的杂密纹路，太过于凌乱和花招，直接破坏了青瓷本身应该故有的朴素和淡雅，岂怎能与北宋官瓷“龟背鳝血纹裂冰肤”的艺术美感相比？清丽的阳光斜射的静室中，守着一颗平淡的心灵，北宋官瓷的“鳝血、冰肤”，绝对疏淡有致，其朴中见华，美乎其美，将更加神采奕奕地凸显出北宋官瓷的高贵和典雅。包括官瓷未创世前，曾经在青瓷系列中“为魁”天下的汝瓷，细观釉面也不过附着一些不见色彩的细密的蝉衣纹，非近观难以辨识，因缺少这一染线工艺，只能毫无变化的素面朝天，其纹片当然不足为奇。

　　对天下艺术珍宝觊觎不已的一代君王乾隆帝，喝着小酒，把玩瓷艺如此精绝的瓷器中至尊之品，那得意洋洋的自傲神情可想而知。确实，历金、元、明数百年贷款必知：先本后息的含义和作用你死我活、窃国改朝的惨烈战争之浩劫，基本上早已毁于金兵攻陷东京汴梁的北宋官瓷，其珍稀作品能传到遥远的清代，实已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罕有难得。或许也幸亏赖于皇宫高屋大厦、人间天堂般的紫禁之城和其铁桶般禁地的收藏保护，这极易破碎的美好事物才能在腥风血雨中传承下去。从乾隆帝题诗落款的时间可清晰地遥想到，大清帝国壬寅年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将明朝的紫金殿全部改制为自家独有股份公司的乾隆帝，打量这抢到手的无数珍宝，老家伙太明白窃国者王以及枪杆子里面出什么权这些伟大真理的现实意义了，还是当拥有天下的皇帝好啊！否则怎能享有这么珍贵的财宝？更休论什么财富美女了。是时，在春阳清清的照彻下，北宋官瓷令人炫目的光辉于乾隆的目光中冉冉升起，这惊心动魄的艺术的一瞥，深深地植入其对美惊颤的灵魂，远远超越了帝王将相们酒与色庸俗的快活。乾隆帝诗兴大发：“小二子，研墨备纸。”口称奴才的小二子做狗状前手着地“喳”的一声，迅速将乾隆所需物品准备齐当。面对北宋官窑瓷器温润的光芒，二两小酒拿头的乾隆帝笔走龙蛇，留下了他对北宋官瓷艺术品质至高的感悟和敬仰：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

　　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

　　合赠何人合长吉，簪花得句负奚奴。

　　诗句沉着从容，娓娓道来，极其干练地将北宋官瓷青玉般朴和以及鳝血纹、裂冰肤的静美典雅、温润、且粉青色质朴吉祥等典型的艺术特征一览无余。此诗在描境状物和对北宋官瓷艺术品质的把握上，独有心得，不愧一大诗人的手笔。这里既说到诗人，不妨再赘言一句吧，若论乾隆帝能诗善书的文化功底，确属上乘，其不仅一生诗过万首，且还能写出这样恰如其分评说北宋官瓷的诗句，足见其不凡的诗歌功力，但纵然如此，其也只能和蔡京之流相较，根本没资格与徽宗排放在一个层面上，这不是学问高低的问题，关键在于对文明和文化自身的尊重上。徽宗从不以言之罪，从不以言去消灭文人的个体生命，且甚为礼敬天下文人，创造出一个大师与巨匠的文人时代；乾隆则反其道而行，屡兴文字狱，大开杀戮，诛灭文人九族，对有良知的文人恨不赶尽杀绝，手段残忍和下流之极，为世所罕见，其大肆张扬封建专制的邪恶暴力，也只能缔造出一个少见铁骨、人人自甘堕落的奴才时代。乾隆这种为人性格，除了与老蔡之类的流氓法门比较相近，哪有一点徽宗文化大师的胸襟！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分别所在。

　　聚沫攒珠与浮珠沧海

　　北宋王朝在徽宗代迅速抵达崩溃的边缘，除却外部敌人金人的野蛮、凶残和贪婪外，于其王朝自身而言，主要原因在于其内部分赃集团的不和，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忠于伟大领袖，都能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但实际上，徽宗所任用的这群宝贝，相互之间对争权夺利、推诿责任、陷对手于不义等下流事物，无不身怀绝技且兴致高涨。遗憾的是，徽宗又偏是个喜欢小人献媚和告密的好大喜功者，根本没有什么是非标准，更不用说鉴别君子小人了，只要能为所欲为，老子天下第一，便是皆大欢喜的太平盛世了，这玩主哪会有什么危机意识？而任由一群小人窝里斗，不计内耗，实力再雄厚的公司也撑不了几年，北宋王朝最后树倒猢狲散，败于野蛮的金兵，实乃是注定的结局。

　　在这群分赃集团的宝贝中，艺术宝贝蔡京总理自持八斗才学，尤其看不起靠踢两脚球发迹的小混混高俅。也确实，那时还没有世界杯，踢球还纯属一种游手好闲的玩乐行当，踢球的队员根本没有什么鼻孔朝天、恍若大人物的明星感，更不用说藉此去泡妞、闹事和打架斗殴了。可徽宗竟让这个足球宝贝当上了国家军委主席，甚至比下苦功夫精读厚黑学的蔡京还高二指，这怎能让蔡京总理咽的下这口气？好歹人家老蔡也是读书人，与高俅之流为伍，实在太有辱斯文了。因此，联合徽宗身边的阉党红人童贯等排挤高俅，蔡京总理一直是不遗余力。

　　高俅原名高毬，乃毛边加个是求的求。老蔡真不愧是读书人，一看高毬的毬字，立马有了主意。在童贯的陪同下，老蔡故作忧国忧民状，语重心长地告诉徽宗：高毬的毬，很不吉利，毛包着个求，应该属禽兽之流，陛下安置这个人在身边，实不利于陛下和国家，赶快将其调离才是上策。徽宗一想，是这个理，怎么能留个禽兽在身边呢？于是便打算将高毬从京师弄到地方上去发财。高毬也有耳目，一听说自己的毬字被老蔡说成了禽兽，恼羞成怒之后，立即跑进宫去见徽宗。这小子故作忠心耿耿状，理直气壮地告诉徽宗：俺高毬的毬字，从今天改成单立人的俅了，单立人，顶天立地，助陛下永享太平。徽宗一听就乐了，绝对是这个理，其实他也真舍不得这个足球宝贝走，因为高俅这小子不但足球踢得好，还是一个很有两下子的气象专家呢。

　　高俅预报天气，其实也就是预报何时下雨，很有些神通，比现在想说实话却经常说不准的气象台，预报的还准。高俅的这个法门，让蔡京总理怎么也搞不懂，要说高俅遛个墙角偷看个厕所，打个小孩骂个老婆，是这小子的特长，但何时下雨这么高深莫测的学问，这小子竟能通晓并事先知道，太他妈的怪了。其实，何止是老蔡，徽宗也纳闷，以高俅的学问，来个黄段子还说得过去，可他确实对何时下雨独有感应，且屡报屡验，功夫了得。蔡京和徽宗一嘀咕，两人决定搞个究竟，尤其是蔡京，总想找个机会趁机撩翻高俅，当然更是不遗余力。于是，先是侦查员后是特务，或者说不定美人计也用上了。不过，虽蔡京和徽宗不少忙活，但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未发现有高人指点高俅，二也未见高俅搞什么封建迷信的邪教法术。老蔡和徽宗没劲了，看来高俅真有预报天气的才能和天赋。徽宗心痒难挠，在认定这绝活是高俅个人的智慧后，便花酒招待，以自己也想学这个法术为名，非让高俅传授不可。高俅实在推不过去了，只好说了实话。原来，这小子哪懂什么天文气象，他之所以能准确的预报下雨，完全赖于徽宗赏赐给他的一个北宋官窑烧制的香炉。高俅告诉徽宗，他天天把玩这个香炉，只要这个香炉返潮出汗，三日内必定有雨，灵验的很。徽宗一听，当时就傻了眼，这哪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纯属瞎猫碰上了死老鼠，该人家高俅云天雾地的吹！

　　北宋官瓷能测知何时下雨，绝不是故弄玄虚，其实，许多优质的瓷器包括一些好的陶器，都有这样灵验的功能，只不过北宋官瓷胎坚釉厚，在感觉上较明显一些罢了，说起来也一点都不神秘。北宋官瓷在烧成过程中，为使胎骨坚挺，能承受一定的重量，其作品在烧制工艺上是先用900- 1000℃的温度烧胎，而后再施釉，且常常三次以上施釉，使得釉层较其它名瓷的釉质都厚的多，所蓄氧分子当然也多。入窑开火后，经氧化焰的煅烧，在这些至肥至厚的釉达到熔点沸腾前，其釉中杂质已被烧除干净，随后便稳火进行缺氧的强、弱气氛还原，窑炉在产生的窑压作用下，迫使烈火生成的一氧化碳分子钻入釉内，与釉中所含的氧分子结合，将氧化剂多的三氧化二铁（Fe2O3）还原成氧化亚铁（FeO），加之北宋官瓷釉的粘性过强，气泡不易发挥，这便使得釉层中出现无数细密的气泡，且难以在窑压下发挥出来，其形态如沫如珠积攒在一起。其实，也正缘于这些细密气泡的存在，可以折射和改变光线，才产生了北宋官瓷温雅如玉的质感，消除了那些由氧化火焰直接烧成的琉璃质感和与其相辅相成的贼光。这里值得一说的是，攒珠二字的含义就好像是把一个个形如珍珠的气泡堆集起来，并使这些釉下堆积的气泡有立体感才叫攒珠，这些气泡可用活灵活现来定义，非其它窑口的作品那样，虽也气泡密集，但直观上是一种平面的集合和排列，缺乏生动的立体感。徽宗当年称这些釉下晶莹剔透的细密气泡为“聚沫攒珠”，其祥和光辉，别有一番含蓄柔和之美，是为北宋官瓷一种极为美好的事物，这也是鉴别真正的北宋官瓷乃至包括区别汝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汝瓷胎轻釉薄，高温中釉料和坯体析出的气泡少，难有“聚沫攒珠”气象，故只有“寥若晨星”之称）。最为精绝的是，有些气泡在吸收了其它“沫沫”后，体积膨胀，且在高温下浮向釉表，极富动感，仿佛要被气撑破一般，但实际上完好无损，恰似灿如清湖的釉面上，明珠凸现，神采奕奕，极尽天然造化之美。对这一令人惊叹不已的神形，徽宗也为之赋予了一个优美的称谓，名曰“沧海浮珠”，这当然是北宋官瓷独特的瓷釉配比经还原气氛烧成工艺所创造的奇迹。抚之若玉，攥之出油，天造神化，可谓灵性百倍。高俅以如此美妙的神器做报雨器，实是其对北宋官瓷爱不释手的结果，其能预知晴雨，了解了这些，也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天成宝物，蓄天地之精华，其灵光湛湛，实乃真实不虚。

　　关于北宋官瓷釉下的“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说到底就是高温煅烧下气氛还原的一种表现，通过铁的还原来呈现粉青的釉色，也是一种特有的“窑变”。其形成机理，理论上是为釉层液——液分相的结果，所谓的“液——液分相”，简单说就是瓷釉在连续的玻璃基质中悬浮着另一种液滴状玻璃，这种微小的颗粒学术上称为分散相，有些专家也称其为第二相粒子，可起到一定的乳浊和折光效果。因此，这种“分相”抵达的境界，就是含蓄温润的乳光及如缎似玉的质感。说白了，北宋官瓷釉层液——液分相的形成，其实就如前文所言，其主要功能也就是使得氧化火焰直接烧成的琉璃质感大为减少或消除，在对三氧化二铁进行还原后，达到一种美玉般乳浊的艺术效果。当然，关于北宋官瓷釉层液——液分相形成理论的研究，是一较深奥的学术问题，关系到北宋官瓷瓷釉最终烧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非几句话所能够解释清楚的，且至今仍有许多研究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总的来说，其形成机理是和北宋官瓷釉料配比的化学组成及精到的烧制工艺分不开的，在直观经验上，北宋官瓷釉层中的“液——液分相”，就是在还原气氛下，形成瓷釉的析晶和乳浊，其在釉层中的表现，与“聚沫攒珠”息息相关。故而，再回到北宋官瓷“聚沫攒珠”的烧成上，其功效和艺术特征就容易理解了，至于北宋官瓷瓷釉中由“沫”到“珠”的分别和变化，实乃是一种烧制程度的递进，基本上取决于烧制温度的高低以及釉层的厚度。在通常情况下，因北宋官瓷的烧成虽较汝瓷的温度高，但为了追求瓷釉的亚光和玉质感，也是尽量慢烧和生烧，所以一般以“聚沫”为多，“沧海浮珠”的情形十分少见，不像钧瓷那样，烧成的温度高，釉下多以“沧海浮珠”为主要特征。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钧瓷传统工艺烧成的作品，因为“沫”和“珠”都是高温下气氛还原的结果，不用还原气氛烧制，温度再高，釉下也很少会出现“聚沫攒珠”和“沧海浮珠”的。如今有些钧瓷的窑口，使用上世纪80年代禹州钧瓷厂经科研攻关研制出的一种氧化焰的新工艺，其在烧制作品时，采用在釉料中事先加入固体碳化硅（SiC）做还原剂，然后使用氧化焰将作品烧成。这类作品，釉下尽管出现类似冰花的结晶图案，釉色和釉质也近似还原焰烧成的作品，且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烧成率，不过，想让其形成“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的艺术效果，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汝瓷因较北宋官瓷的烧成温度还要低，且釉水稀薄，故基本上不会有“沧海浮珠”的特征，除非脑子有病，加火烧过头，以追求“沧海浮珠”为目的，不怕将作品烧成玻璃瓶，那就另当别论了。

　　总的来说，虽然“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主要取决于烧制温度，但于北宋官瓷独特的制作工艺而言，却还有通幽的曲径，此实为北宋官瓷制作艺术的精华。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其所选用的优质原材料，均需经几度夏日暴晒，秋雨滋润，冬雪冰浸和春日软化的过程，而后才配以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碾磨粉碎，并过筛成粉，进而水激池澄，掐取中部精炼的瓷泥再千锤百打，反复揉搓，使之化为“绕指柔”，才进入下一道工序。不过，此选料练泥用于北宋官瓷最后制作烧成的工艺，远不不止于此，一般追求高品质的名窑，纵然没有北宋官瓷制作工艺细腻，但在练泥上大多都会往这个方向努力。北宋官瓷与其他窑口、窑系制作工艺不共的是，已经炼制成“绕指柔”的瓷泥（特别是釉泥），还不得使用，还需经成年累月闷制、沤泡，才可使用。这等漫长的练泥工艺，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它窑口不敢攀比的，更遑论还加入翡翠、玛瑙之类的玉粉了。自然，以此熟泥所制瓷釉入火，一如变死面为发面，其必会影响瓷釉中的“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一些善于投机取巧的陶瓷大师们，智商很发达，但却不在瓷釉配比、炼制瓷泥和烧成工艺上下功夫，竟别开天地，极具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消光神技。清一色氧化火烧出来的色釉琉璃瓶，一个个的经化学酸剂（主要是氢氟酸）一泡，琉璃贼光便被一洗而去。拿出一只，猛的一看，好家伙手艺还不错，色呈亚光，有些玉的感觉，但再拿出一堆都是一个德性、一个颜色，这就让人怀疑了。没有窑变，不是还原气氛烧的吧？拿到手中用放大镜一照，真相便出来了，釉面被酸腐蚀的遍布细密的麻点，哪里有什么“聚沫攒珠”，就更别想“浮珠沧海”的蜃景了。这种被化学酸剂烧死的瓷器，也绝不会再有什么灵性了，就是搓碎揉烂，也休想让其出油出水。高俅那老小子当年要是遇到这些做旧造假的大师创作的“北宋官瓷”，别说是准确地预报下雨了，攥着这些经过酸洗的瓷器，就是大雨淋头，可能都不知道所以然，老小子不被这些伪大师给气死那才叫怪。

　　紫口铁足

　　徽宗置窑烧制官瓷艺术作品的北宋官瓷初级阶段，据专家学者考证和推论，其窑口当时不仅汇聚诸多汝瓷大师，窑口的各道工序也基本为诸多身怀绝技的汝瓷工匠所掌控，致使北宋官瓷从制胎、配釉、到入窑烧制，在这些大师级的工匠师傅们的具体操作下，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汝瓷的烧造手法，所烧制的作品大多也是对汝瓷优秀工艺的继承和发扬，故而有北宋官瓷乃引入汝瓷制瓷精华之说。尽管梅花冰片的成功问世，在瓷釉和胎体的厚重程度上，对汝瓷有相当的突破和超越，且所开的冰片是向以蝉衣纹细纹片著称的汝瓷从未有过的奇迹，但工艺上乃至胎体配方的变化和烧成工艺上，最初均无变革的记载，仍是汝瓷香灰胎体及满釉裹足支钉架烧的方法和工艺，未脱汝瓷传统制瓷工艺的巢臼。这里并非是说汝瓷的配方和烧成工艺不好，不值得去效仿，恰恰相反，那时汝瓷虽为徽宗所废，停止了其贡御的历史，但其仍不失为当时中国青瓷的佼佼者，不独有“汝窑为魁”（南宋叶寘《坦斋笔衡》）的盛誉，至南宋还“近尤难得”（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十分稀有珍贵。然而，徽宗于京师汴梁自置窑亲自烧造瓷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稀松平常地去复制被他自己淘汰的汝瓷，而是在很大意义上，为了克服汝瓷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使之富有一种庄重大气和雍容华贵的气质，以合乎国仪之用。说的狂一点，徽宗自设官窑，本身就有自立门户的意味，他当然要自成一家，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有别于民间窑口的官窑。这种豪气和傲气，也是所有自命非凡的艺术大师们的自傲和自尊，更何况是拥有天下的徽宗。显然，胎体近似汝瓷，釉色也与汝瓷相近，支钉疤痕又完全等同于汝瓷的产品，这等情形，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徽宗心满意足的，这离一个超级高手的艺术追求当然还有相当的差距。故在对梅花冰片的新奇成就袋鼠般雀跃欢喜之余，徽宗已意识到亟待解决的艺术问题。堂堂的帝王之窑，又无成本之虑，怎能完全仿制汝瓷工艺而没有一点区别和进步呢？这当然不合自己的初衷，虽瓷釉的开片有所变化，层层相叠，是过去汝瓷没有过的事物，但釉色的变化还不丰富，没有在品类上达到至高的艺术效果。而要改变这一切，尽可能克服汝瓷烧制工艺难以克服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在借鉴和发挥发挥汝瓷制瓷精华及优势的同时，如何创造更美好更丰富的釉方和工艺，自然是徽宗最为牵挂的事物。

　　据开封东窑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说，北宋官瓷有别于或者说区别于汝瓷而创立自己“紫口铁足”之典型的艺术特征，竟与蔡京有关。据说，当时开封有一个陶瓷世家，主人姓王名照，其祖上世代制瓷，特别在北宋王朝初建时，其祖上还因为受命为朝廷烧制琉璃瓦及屋脊装饰饰件等皇室建筑用品，以其甚高的艺术品质，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褒奖和赏赐，一时名传乡里，为人所重。传至王照一代，陈留东窑随顺北宋王朝的发达与兴盛，制瓷事业乃至制瓷艺术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有东窑“八十一窑，七十二井”之盛誉，繁荣景象可想而知。王照涵泳其中，依托祖上所传，加之自己勤奋好学，且犹在瓷艺创新方面用功颇甚，烧造艺术也更臻炉火纯青，已俨然为当时陈留东窑系甚有影响的陶艺宗匠。值得一说的是，此时东窑已由北宋初期大量烧制皇室建筑用材逐渐转为主要烧制日用陶瓷器皿及艺术瓷器，产品有了较大的变化，王照等东窑出类拔萃的艺术家，理所当然地走到了前列，作品也为东窑系艺术类的典范。关于蔡京与“紫口铁足”之事，也就是因王照独高的艺术作品而起。据传说言，当时王照烧成一件方口虎头瓶，其作品色呈冬青，釉质肥厚，紫口铁足，器品整体静穆的莹莹宝光更是纯净映人，堪为东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尤为可贵的是，此作品瓶腹所饰两只虎头，经烈焰烧制，窑变的神奇莫测，只要换一个角度观看，该兽头便有不同的釉色变化，从青到蓝到黄到灰，其随光而变的神妙，实令人不可思议。禀赋这等变色功能的方口虎头瓶，已不仅仅只是个瓷器作品了，称其为神物异宝，也一点都不为之过。从小热爱当无赖的蔡京，听说王照烧制出这样一件宝物后，立即勾起了其品性中的贪念和占有欲，“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我的你动不得”之敛财真言乃老蔡一贯的主义，特别在把别人的东西设法据为己有方面，老蔡确有过人的真才实学，诸如一些巧取豪夺、下套使诈的肖小伎俩，都是老儿的拿手好戏。

　　为了把王照的宝贝赶快变成自己的，老蔡亟不可待地以视察窑口为名，带着自己手下主管烧瓷造瓦的两京窑务的领导干部，敲着几面破锣，耀武扬威地直奔陈留。那阵势就像当今善于抢劫并在小贩们面前神勇无敌的城管一样，本是一帮暴徒却冠以政府的名义，或用几条地方制定的霸王条文将暴力合法化，专门去发别人的财。故老蔡视察窑口的动机，当然等于城管检查市场，绝非其兴师动众所打的“视察”或“维持市场秩序”的招牌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为了王照的方口虎头瓶而已。其与城管们的欲念稍有差异的是，老家伙太知道时间的重要了，特别是眼下仍是别人的宝物，自己还没搞到手，那就更耽搁不得了。

　　然而，老蔡两京窑务的领导干部们好不容易在一所妓馆里找到王照后，无论老蔡怎样晓以利害，王照就是不认，一味地装糊涂，言自己根本没有烧出什么方口虎头瓶，更不用说什么还会变色的了。这让老蔡又气又急，好在那时官府还不存在“扫黄打非”之类的正大实业，泡妓不仅不违法，还可称得上是文人、学士及大师们的一种雅致和风范，因为那时的**也多是善解人意且才情出众的女子，比当下什么文工团或什么女艺人更有文化含量，就连圣上徽宗还常去礬楼泡李师师呢，所以泡妓实在没什么可谴责的，更遑论什么罚款、拘留和劳教了。再说方口虎头瓶藏在何处老蔡还不知晓，而且那时的确没有理由在妓馆对王照泡妓用刑，老家伙投鼠忌器，不像当下有勇无谋只会动粗抢劫的城管，所以老蔡纵是恼羞成怒，还是强忍着不敢发作，孬好看在宝瓶的面上，只有另做打算。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想”，在大宋帝国，老蔡绝非一般的奸诈之徒，只要是其动心忍性想要去搞的东西，几乎是没有不如意的，这是老家伙的天才。把王照一放，老家伙捋着几根山羊胡，绿豆眼在眼眶里迅速地转动了几圈后，便有了主意：只要是王照有嗜好，就不怕他不入老夫的套中。老家伙一打听，果然，王照除了泡妓，还爱好喝酒赌博，那是当时包括现在老百姓的根本娱乐，用不着装什么正经。老蔡笑了：这是老夫的专业，还用什么“城管”？轻轻松松老夫就可搞定。

　　也真如老蔡所料，几碗烧酒拿头，几把骰子一掷，在事先安排好的一帮领导干部其实就是诱子的引诱下，王照先是被人高高捧起，引发了干云的豪气，一副好汉的气派，但遂又被这些领导干部围而宰之。这当然是群狼和肥羊的游戏，后果可想而知。随着冷汗骤发，王照的房产、窑口全部变成老蔡手下领导干部们的财产了。老家伙看大事已成，便得意洋洋地出现在王照面前，是瓷瓶重要还是全家无立锥之地重要？这问题很简单，用不着考虑，所以宝瓶自然不可挽回地抵了赌债，成了老蔡的囊中之物。王照至此才如梦方醒，自感羞愧难当，知道这游戏非街坊邻居们图个高兴，人家领导干部们下基层深入群众，又不是学雷锋，哪能无所图让你占便宜呢？这是人家老蔡的目的。亲自出马的老菜也的确比当下善用暴力抢掠的城管们智慧，攥着梦寐以求的宝瓶，老家伙一本正经地告诉王照：能和老夫玩心眼的人还没生出来，你还是留点力气好好给老夫烧窑吧，以后有好东西赶快献给老夫，老夫一高兴还会赏你两个花花，可比你输给老夫体面。看老蔡得了便宜还不饶人，王照更是气恨交加，回去后左思右想，让一个奸臣耍弄，实觉得无脸见人，竟因此寻了短见。

　　蔡京用这等手段夺人所爱，况且又是当时东窑最为知名的宝物，其事迹自然很快从陈留传到京师汴梁。朝中自有痛恨蔡京之流的耿介之士，他们落实了具体情况后，分别奏表徽宗，痛斥蔡京以无赖手段巧取豪夺，致人死于非命。徽宗本是个大玩主，自己置窑烧瓷又在两难阶段，何况此事又是关乎瓷器的宝物，这事不能不管，孬好也要见识一下这件瓷器究竟“宝”在何处？于是，传旨让蔡京携东窑方口虎头瓶觐见。蔡京老儿宫中自有耳目，徽宗所想所为，大多在其掌握之中。老家伙一听徽宗让其携宝瓶觐见，当然知其所以然，故一副诚惶诚恐的鸟样子，抱着宝瓶便来见徽宗。蔡京较当下土财主式的贪官聪明之处在于，老家伙虽贪财但分上下尊卑，不象现在某些领导干部那样能做出和顶头上司抢财夺美的傻事，老家伙太会揣摩圣意了，这也是他出人头地的一种才能。蔡京一见徽宗，便将宝瓶献出，并颇为衷心和诚恳地对已玩瓷上瘾的徽宗说，臣知陛下近来为了烧出更好的作品，不少费心血，这也是臣所朝暮牵挂的。不过想想也是，仅仅依靠那些汝州来的农民工，实难有什么更高的创造，象老夫这样的超级忠臣，若不为君分忧，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所以，臣打听到陈留烧出件好东西，便替陛下取了回来。这几天臣仔细研究了一下，觉得东窑瓷器作品的釉色和“紫口铁足”的特征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汝瓷的满釉裹足多了些变化，耐人品味。

　　宝物面前，再经老蔡这么忠心耿耿的一表白，徽宗的艺术灵感，一触即发，猛然明白青瓷艺术的进步和发展取向。说心有灵犀，确实不假，徽宗多天的殚思竭虑瞬间便云开雾散。徽宗笑了，虽然蔡京老儿管理国家大事不济，但论起见风使舵和溜须拍马的本事，大宋帝国上下，能比上老儿恬不知耻之功夫的人，还真是屈指可数，何况老蔡在艺术方面的本事和鉴赏水平也确实高人一筹，因为老家伙特别知道什么宝物最养眼了。徽宗所憾的是，本该到朝廷御窑来效力的王照，死的太不值得了。徽宗在斥令蔡京亲自安排好抚恤王照家属的事宜之后，引进和发挥东窑制瓷工艺的事项也定了下来，这即所谓“蔡京东窑抢宝记”传说的由来。

　　其实，洒家相信，突破汝瓷单一的青色，以“铁口紫足”的艺术追求作为变化，丰富和提升中国青瓷的艺术品位，这个陶瓷艺术的个性发展，绝非传说的那么简单，应该是徽宗及北宋官窑的大师们在顺应陶瓷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中，对北宋官瓷“铁足紫口”典型特征的烧制工艺的一种艺术追求。确切一点说，也就是对借鉴当时开封陈留东窑的胎体配方和修胎、烧制工艺的共同确认，如果说“铁足紫口”后来成为北宋官瓷突破汝瓷胎体配方和烧制工艺的一个标志，推动了中国青瓷艺术更高的发展，那么，也是徽宗及北宋官窑的艺术大师们，在汲取和综合东窑、汝窑等窑口制瓷精华的基础上，以高度智慧所做出的非凡贡献。其实，禀赋自由、开放以及包容精神和优势的宋代文化，此时正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将传统文化领引进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仅只是陶瓷，正如著名学者郭学信、胡昭曦等言，中国的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门类等，在大宋帝国无不是百花齐放，并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越了同时代整个人类的所有文明。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有宋一代湛蓝的文化星空真是如梦如幻，大师巨匠，如过江之鲫，从山林湖海的各个角落，一下子都游到了这个朝代，辉映了全部北宋王朝的文化天空。以此赞颂宋代是真正的文化和士大夫的时代，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北宋文化上的鼎盛气象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另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历史上的政党政治也空前绝后地成熟于此，成为宋代至为典型的一种国家政治现象。可以想见，大宋王朝以王安石为领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魁首的保守党，在无流血政变的前提下，竟相互轮流坐庄近百年，这种人类历史上稀世罕有的景观，对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而言，绝对是一个奇迹。不要说中国历史了，包括富有民主传统思想基础的西方世界，也不会想到中国早在千百年前便已拥有了这种高贵的事物，想必他们得知这一胜景，也会为之惊诧，太不可思议了。

　　扯远了，话说回来，所谓蔡京老儿东窑抢宝所引发出来的北宋官瓷烧制工艺的发展变化，虽为北宋官瓷关于“铁足紫口”创烧的一个传说，但其只是一文化传说而已，实缺乏具体的历史史料来印证。唯一可靠近此传说的是，时蔡京在徽宗跟前受宠日盛，被徽宗提拔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外诸司中“东西窑务” 辖下的烧瓷造瓦事宜，通通归老蔡管辖，是为帝国主管手工艺者的第一“公仆”，但这或许也并不能担保其与北宋官瓷“铁足紫口”艺术创造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北宋官瓷“铁足紫口”特征的创立，真正有可信程度或学术价值的，如前文所述，应该是徽宗对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开封东窑制瓷艺术精华的汲取和借鉴。关于东窑，据史料载，其创于北宋初年，但至今仍未发现窑址。该窑以东青器见著，与汝窑、汴京官窑并列。东窑烧制的东青瓷亦称“东青器”或“冬青器”。胎骨细致，釉色淡青，有深浅两种，浅者近似“汝器”，但无蟹爪纹，多紫口铁足，盛于北宋。并且，文献中还记载其烧制的器类有瓷印、狮鼓镇纸、菊瓣水中丞、天鸡壶诸种。其中天鸡壶下有一窍，制做之精，不同凡响。明代学者曹昭（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卷下《古窑器论》哥窑条中道：“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特别言及哥窑与汴京东陈留镇东窑（即董窑）釉色的比较。稍后一点的明王佐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始至天顺三年（1459年）历时四载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中也有如是记述。另外，邵蛰民撰、余戟门增补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一书中，记述东窑瓷器时说，（东窑青瓷）系北宋时东京民窑所造，即今开封等处，土脉细致，器质颇粗厚，淡青色有深浅二种。因系东窑所造，故曰东青。清代兰浦先生的《景德镇陶录》中，对东窑瓷器也有较详细的说明，其道：“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并且，在其颇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方面，有着传承久远的艺术魅力，《景德镇陶录》为此还专门为之言道：“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尤其是清代雍正时的御窑厂，仿烧的东青釉极为成功，因其烧制的釉色又与豆绿接近，故也叫“豆青”。在艺术风格上，东青器沉静雅素，朴和温润，与耀州瓷和龙泉瓷有着根本区别。此外，关于冬青瓷的艺术特征，苏轼的杰出弟子之一，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的北宋著名诗人张耒，也有“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的诗句，赞叹东窑美如碧玉的制瓷艺术。可见，开封东窑在当时也是一著名窑口，颇有影响，其瓷质虽颇粗厚，但因其以高铁粘土入胎，特别是其裸足垫饼的烧制工艺，超越了汝瓷高铝胎质且满釉裹足支烧工艺的局限，故而烧制出汝瓷所不可能拥有的铁足紫口之特征。这一特征，对一直寻求超越汝瓷的艺术王者徽宗来说，当不乏魅力，况且，东窑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去伪存精而为己所用，自是不在话下，其对徽宗所创烧的北宋官瓷产生直接影响，应该在情理之中。也确实，在中国陶瓷史上，见于铁足紫口之特征记载的，北宋官瓷问世之前，也唯开封东窑一家，其和北宋官瓷传承之法缘，实不应有什么异议。另一方面，值得说明的是，此时开封盛产瓷土，还未因黄河水患而将瓷土深匿于地下，这方面不乏史籍记载。如明代著名学者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其记述中国瓷土产地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土出永定、窑在德化）徽郡婺源、祁门。”文中罗列中国瓷土产地，开封榜上有名。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的，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之释解，也有如下记述，其道：“（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造。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可见古代开封实乃瓷土产地之一。这当然也可推知，立窑于汴东陈留的东窑，就是因为自产瓷土而设窑烧瓷。当下有些专家教授以自己臆测的京广线东不产瓷土、不适合建窑为据，否定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洒家每看到这等言说，实在感到奇怪，这些专家教授，即使不顾事实妄把汝瓷当北宋官瓷，难道就不知开封有东窑吗？既然开封民间都可置东窑烧瓷，难道贵为帝王、富有天下的徽宗就不能在开封置窑烧瓷？真是岂有此理！

　　从这一意义来说，以徽宗财大气粗的帝王身份，既然能大动干戈让诸多瓷艺大师们移民京师来建窑烧瓷，自然不会吝惜烧制瓷器的钱财。据史籍和现当代的考古资料乃至馆藏实物表明，北宋官窑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都极为讲究，就如白求恩大夫对医疗工作一样，精益求精，其所选用的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这也当是徽宗对汝瓷胎骨颜色浅淡灰白的一种批判。汝瓷胎体多粉白、灰白和洁白，最上品的也不过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色泽太过清淡而缺乏厚重感。徽宗出于个人的爱好，为使北宋官瓷庄重大气，适合庙堂审美，其在胎体用料的选择上，受东窑入胎瓷土的启发，遍履名窑，颇下功夫，经多次实践检验真理，最后选定铁离子丰富的高岭土做胎，这即史料所载的北宋官窑取土汴东和禹州（阳翟）而非汝州的史实。在制作和烧制工艺上，徽宗汲取和传承东窑胎体配制的精华，为强化瓷釉的变化，使之更增自然色彩之美感，口部施釉较薄，微显胎骨，器足底部露胎无釉，并改汝瓷支钉架烧为支钉支烧和垫子垫烧等多样装窑烧制方法。这样，经烈火烧制，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而由于胎体使用材料烧的改变，为满足胎体的烧制成熟，北宋官瓷成瓷温度也比汝瓷高数十度，且为防瓷釉粘垫子，其作品足底多不施釉，裸胎烧之，其胎体的氧化铁成分在气氛还原后呈铁黑色或黑红色等，故称“铁足”。这一相对汝瓷极富诗意的变化，即北宋官窑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其在区别汝瓷满釉支烧、无色彩变化的同时，也是为北宋官窑瓷器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紫口铁足”的艺术成果，纵然不一定是徽宗个人天才的发明创造，乃得益于当时开封东窑的陶瓷艺术智慧和经验，是徽宗对东窑青瓷烧制工艺一种提升和借鉴，但于北宋官瓷而言，这一典型的艺术特征，实乃表现出徽宗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等内心的意蕴，在北宋官瓷作品上的一种文化的凝聚，体现着徽宗高雅的美学格调，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南宋官窑和哥窑，且被南宋官窑和哥窑全部传承下来。藉此而言，什么叫北宋官瓷？莹莹如玉的丰厚质感是一方面；突破素面青瓷单一釉色的“紫口铁足”也必不可少，因为正是这些美的要素，才构成了北宋官瓷令人心仪不已的典雅和高贵。

　　这里洒家想多说一句的是，目前北宋官瓷较为有心的烧制者，为追求“紫口铁足”的艺术效果，除了沾釉后对口、足进行精心的修饰，特别是每件作品都须擦口外，在烧制工艺上也颇费心血。为了使胎体种上更多气氛，色泽能呈现的更深一些，以利于釉烧时“紫口铁足”的特色更分明，便一改古人氧化焰素烧坯体的工艺，在胎体烧到一定温度后，即进行气氛的还原，并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经验。用这种方法烧制出来的官瓷胎体再用于釉烧，“紫口铁足”的特征也的确更明显，也更容易形成，这个技巧，算的上是一种官瓷传统烧制工艺的改革和进步吧。

　　王者之瓷 社稷神器

　　清代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言：“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并基于宋代五大名窑等难以逾越的青瓷制瓷工艺水平和成就，其心悦诚服地将有宋一代排列为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其实何止于此，在我们今天心怀敬意地仰望宋代五大名窑的艺术高峰时，宋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的进步，使得制瓷工艺更为臻精湛，其传世作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固然是深值得赞颂的一方面；但与之相辅相成且尤具特色的是，自北宋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朝廷自建、内府监管（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专门为宫廷烧制产品的窑口，这种毫无商业功利、纯粹以达到追求精美陶瓷艺术品为根本目的的窑口，不独将中国高古陶瓷的制作艺术推向了巅峰，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其唯美主义、非功利的艺术实践和追求，也实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而开先河者，就是宋徽宗亲躬创建的“北宋官窑”。

　　在徽宗的“北宋官窑”设置之前，虽然也出现了定窑、建窑、汝窑、钧窑等诸多带有贡御性质的窑口，且声誉卓著，享誉天下，代表着当时天下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南宋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也曾记载道，“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直接申明且确认了定、汝两大名窑身负朝廷敕命烧制贡瓷的身份，但这些窑口反过来说，也正如叶寘所言，不过只是 “承命”烧制贡御瓷器而已，因其在“承命”为朝廷烧制贡御瓷器的同时，还要烧制大量的民用瓷器，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以保障其窑口的利润，达到发家致富的事业追求和目的。南宋学者周辉在其《清波杂志》一书中也记述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无疑已说明了这些烧制贡御瓷器窑口的根本性质，朝廷对其直接控制不假，不过总的来说，其本来身份还是民窑，要注重商业利润，烧制贡御瓷器只是其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也即史书上所称的“民代官烧”或“官搭民烧”，所谓的烧制御用瓷器亦即“贡御”的色彩和荣耀完全是受朝廷之“命”才禀赋的，其与徽宗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瓷器艺术品的北宋官窑，以及后来南宋“袭故京遗制”，所创建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三个官窑设置的目的，就是不惜成本地生产御用瓷器，以供朝廷自用，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民用商品的生产，是为纯属官办的、也只为朝廷烧制产品的“国有企业”，当然，这在客观上，其也是被皇帝个人和朝廷垄断的瓷器种类。

　　基于官窑的这种特性，北宋官瓷身份和地位的高贵是显而易见的，非民窑包括承命烧制御用瓷器的各名窑口所能与之相比的。尤其在瓷器作品的设计制作上，官窑专为皇室礼仪需求和文化品位服务的宗旨，就决定了它不会如民窑那样，为了市场利润而必须考虑成本和销路，或考虑是否能为大众所接受，其完全不用理会艺术创作之外的任何事物，只需穷尽其能、发挥才智即可，根本不存在什么值得担忧的销售市场、利润负担以及生存问题。故从选料到制作再到烧成，精益求精，不惜物力和人力，采用最好原料用于生产，追求至高的艺术境界，徽宗所亲自创建的北宋官窑更有着穷奢极欲的表现。而在这样无上优越的条件和创作环境的但保下，大师巨匠云集的北宋官瓷窑口，自是有着惊世的作为，其不仅造型规整，制作精美，品质优良，也将青瓷的制作技术、釉料配制、工艺质量及审美意趣等，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作品所洋溢的雍容华贵的皇家气韵，实乃无与伦比，堪为天下之冠。其实，有徽宗这个才子君王举国家之力亲自主理，北宋官窑在宣政风流的合唱中，若没有美妙高亢的音色和音符，烧制不出高于为生存计的民窑的作品，那就不叫北宋官瓷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官瓷在很大程度上堪称帝王之瓷，代表着中国陶瓷的经典艺术和贵族文化。从窑口的性质而论，北宋官窑乃徽宗也即王朝直接控制而建立的“国有企业”，其仅为满足皇室的需要和徽宗个人对瓷器更高的审美要求，在烧制产品上远非一般窑口那样大规模的成批烧造，只是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徽宗个人的兴趣，在向经典方向努力和追求的同时，时烧时停，不断调整，作品极为精少，罕珍难求，且因其作为专供皇室的物品，毫无流向民间的机会，且在历史上也从没有过作为商品出卖的历史，不要说普通的商贾市民了，即使当时为官朝廷的肱骨大臣，非君王所赐，也是求之不得，故其艺术特征及高贵品位难为一般藏家所知。北宋官瓷有句谚语言：“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能得到徽宗赏赐而识得官瓷的，非侯即相，定贵为朝臣，是统辖一方、“出有车食有鱼”坐江山的肉食者，绝非平民百姓。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无不说明了北宋官瓷的罕珍和稀有，其绝对是仅见于宫中，为世代相传的宝物，世人罕能一见。加之北宋官瓷本身禀赋的珍贵价值，历史上也从没有也不可能有作冥器陪葬的事例，因此历史上大量考古发掘中，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出土的例子。现存的北宋官瓷，基本上都源于清宫，绝大多数收藏在台北和北京两家故宫博物院。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其总数不超过40件，海外虽有几家著名的博物馆零星收藏几件，也尽是当时八国联军的强盗行为所致，是他们侵略中华烧杀略抢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北宋官瓷的艺术品味和尊贵价值可想而知。

　　其次，因为北宋官窑完全为了社稷祭祀等国家礼仪以及徽宗个人的文化爱好和添彩皇宫的华贵、庄严而建，所以烧制的瓷器在造型、装饰及施釉和工艺等方面，不独高度体现着徽宗极高的审美意趣，且严格按照宫廷设计的操作流程及样式进行烧制，作品基本上仿三代青铜器、玉器等古朴典雅的造型，因而北宋官窑瓷器极富宫廷用器的庄严色彩，作品也多为社稷之礼器，尊贵和大气，不仅与民间窑口所烧的日用瓷器迥然有别，其内在的文化含量和气质胸襟也是民间窑口追仿不像的，更说不上民间使用的问题了。当然，也正在于朝廷控制力度的严格和严谨，北宋官窑绝不会象民窑商品生产那样热闹，大兴竞争、大量烧制，以至熙熙攘攘象赶会那样。故相较之下，北宋官窑规模可谓小之又小，存世时间也紧付于王朝的基业，成、住、坏、空全随北宋之兴灭，这在客观上造就了其流星般耀眼而又短促的命运，虽光彩照人，但转瞬即逝。更加之其作为国用礼器，在当时不会任由各窑口窑系随意仿制（直至南宋才出现民间仿制，如龙泉、钧瓷等窑口窑系），且出于朝廷的尊严，非精品可能全部加以毁弃和深埋处理，使得瓷片在民间也很难找到。因此，北宋官瓷纵独具风范，冠绝天下，为王者手笔和社稷之神器，但因其烧制时间的短暂、传世器物及资料的稀少和至今未见窑址的谜团等等因素，这让后人在解读和仰望北宋官瓷这座巍峨的艺术巅峰时，不能不存有许多遗憾和惆怅，乃至产生许多误读及有违客观的臆测，诸如什么官瓷不如被徽宗淘汰的汝瓷，以及什么汝瓷就是官瓷的假说等。

　　再者，作为北宋帝国唯一的“国有”窑口，借用皇权的力量和帝国的金子招牌，为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北宋官窑会理所当然地拥有帝国当时最高的烧制工艺和技术，并且，也注定不乏超一流的陶艺大师加盟其中，这是帝国至高无上的荣誉，况且徽宗本人就是一位稀世罕有的艺术奇才。此外，以国库存有烧不尽的银子之气度，北宋官窑自设置之始，便不同于其它窑口蝇营狗苟对制瓷成本的算计和苛求，其配釉的原料，包括辅佐的玉石、翡翠、玛瑙等，无不是上上之选，且毫不吝啬。比如与汝瓷作品一些薄的几乎露胎的瓷釉对照，北宋官瓷在着釉上，为增加瓷釉肥若堆脂的玉质感，无不是数次施釉，哪里会算计什么釉浆的工本？作品出窑的温润如玉，才是其最高所求。毫无疑问，上好的原料、经典的造型、精到的工艺，以及大师巨匠群贤毕至的风云际会，对完美作品烧成的助益是必不可少的。北宋官瓷釉色幽雅沉静、意蕴深远的美感，以及釉质温润莹澈、肥如膏脂的朴和光芒，乃至大小不一、深浅各异的冰裂纹片，均不乏宝石、玛瑙潜在的光辉和神韵，这也是只作为承命贡御窑口的汝瓷无法与之攀比的美好事物。可以说，北宋官瓷造型庄重古朴，釉色润美如玉，纹片冰裂如波，乃至口沿微微泛紫，足底褐红如铁等清籁幽韵、趣雅拔俗的典型艺术特征之形成，大师深厚的功力和制作工艺是一方面，上好的釉料配比及珍贵的辅佐性原料的不吝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后世许多仿造者一直未能超越北宋官瓷的艺术高峰，或者不能抵达北宋官瓷的精美品质，其主要原因，在未谙北宋官瓷烧制工艺精髓的同时，也多出自配釉原料的选择和不吝使用上。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金刚钻，休揽瓷器活”，精打细算地舍不得用料，特别是追求成本的降低而谋求最大的商业利益，又何以能烧出令人为之倾倒的艺术珍品呢？藉此而言，北宋官瓷之惊世创造和不朽的艺术，也非徽宗这个奢侈不已的花花帝王出手不可：“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啊！

　　宋代五大官窑鉴定

　　宋代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处于空前绝后的水平。宋瓷是宋代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两宋文化的一朵绚丽的奇 葩。宋瓷在当 时的海外贸易中，以成为风靡世界的名牌商品。 宋瓷有民窑、官窑之分、有南北地域之分。所谓官窑，就是国家中央政府办的窑，专门为皇宫，王室生产的用瓷：所谓民窑，就是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 瓷。 官窑瓷器，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点，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而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要考虑成本，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但并非没有精美的艺术产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宋瓷窑场首推五大名窑，即汝、官、钧、哥、定。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在河南汝州神垕镇（一说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因此而得名。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 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 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 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瓷器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即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这是北宋官窑 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民窑。始建于唐，兴盛于北宋，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故称为定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色润泽如玉。黑釉、酱釉称为"黑定"、"紫定"，也别具特色，制作精湛，造型典雅。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 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哥窑是宋代南方五大名窑之一，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哥窑瓷胎体有厚有薄，釉主要有粉青、月白、米黄数种，釉面光泽如肤之微汗，是为上品。器形以洗、炉、盘、碗为多。

　　北宋官瓷鉴赏要领

　　一、北宋官窑的缘起：北宋官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乃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和缺缺陷，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口窑系的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投资兴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二、北宋官窑创建时间：北宋官窑大约创建于我国北宋政和年间，南宋学者宋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道：“政和间，京师(今河南开封)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另一学者顾文荐在其《负暄杂录》中也有关于“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

　　三、官窑定义：窑口乃朝廷举国家之力投资的“国有”企业，其生产关系为：“朝廷置窑、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所烧产品唯供朝廷使用，不在市场流通，罕珍和稀有，常人难以见到，更遑论什么收藏了，一如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所言：“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

　　四、北宋官瓷的器形：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造型通常以仿青铜器为主，是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 的一部分，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加上徽宗本人艺术王者的身份和爱好，故北宋官瓷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主要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形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

　　五、北宋官瓷的釉色：北宋官瓷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常见有天青、粉青、月下白、炒米黄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明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也道：“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釉色有天青、翠青、月下白、大绿。粉青为上，淡白次之”。

　　六、北宋官瓷的釉质：由于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添加有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这也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它窑口不能仿造到位主要原因。在烧制过程中，按器形的要求，北宋官窑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进，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器物受力更均匀，使得胎骨也更坚挺，从而为釉质更趋淳厚、匀润创造了条件，真正达到了肥若堆脂，抚之如缎似玉的，攥之仿佛出油的艺术效果。

　　七、北宋官瓷的开片：北宋官瓷釉面的开片，得益于其独到的工艺，所开片纹极富节奏感，如水波粼粼，晶莹剔透，开片不仅流畅，且小器也可开龟背大片，纹如鳝血，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尤其是北宋官瓷釉下幻放开裂的梅花冰片，更是一绝，其大小不一，花片相叠，全器盛开，神妙之处竟能多达七层以上，真如梅花绽放，绝对鬼斧神工，美至极致。此外，其还有一个值得申说的特点是，此梅花冰片真有冰的特性，遇水则冰融，冰状梅花隐而不见，水干则冰现，朵朵冰花棱角分明地满器绽开，神乎其神。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北宋官瓷的鳝血纹为上品，如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就说“（官瓷）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八、北宋官瓷的“紫口铁足”：北宋官瓷“紫口铁足”的艺术特征，是徽宗对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开封东窑制瓷艺术精华的汲取和借鉴。其选用含铁量极高的瓷土制胎，与汝瓷含铁量较低的胎质有极大的区别，这种含铁量极高的胎体经高温还原烧制，胎骨颜色泛黑紫，故作品器物口所施之釉因微有下垂，致使内胎微露，便产生了出“紫口”特征，而足底无釉之处，由于气氛还原，则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此突破青釉瓷面所形成的独负神采的“紫口铁足”，堪称清籁幽韵，趣致拔俗，令人畅心悦目，其在区别汝瓷满釉支烧、无色彩变化的同时，其独特风韵也是为北宋官窑瓷器最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

　　九、北宋官瓷总体艺术特征：北宋官瓷外观的总体艺术特征可概括为：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龟背，色如鳝血，釉面莹莹冰片极富美感，且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红如铁。作品观之神韵内蕴、质朴无华，不独无什么精美雕饰和装饰，也更无什么艳彩涂绘，其完全凭藉自身釉色和幻放的纹片之美抵达其冰清玉洁、神韵天成的美学境界。

　　十、清乾隆帝为北宋官瓷所赋诗句：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瓷珍以孤。

　　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

　　合赠何人合长吉，苁花得句负奚奴。

　　——乾隆壬寅新正御题

　　中国陶瓷奇葩——北宋官瓷

　　七朝古都开封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厚，北宋时期达到历史的巅峰。由于皇室的推崇和文化的繁荣，陶瓷文化呈现了五彩缤纷的图景。其中北宋官瓷雄冠宋代五大名瓷之首。

　　早在1107年宋徽宗在京师开封自置御用窑炉，总结历朝制瓷经验，不惜工本烧造青瓷，使青瓷技艺辉煌北宋。

　　北宋官瓷主要仿青铜器为主，造型古朴庄重，素纹自然淡雅，物象润泽大气。器色以粉青为主调，次之月下白，炒米黄有绿青色。器身有鳝色纹、牛毛纹、铁线纹、全体纹。器身开片有龟背片、冰片、梅花片。器物胎为香灰胎，黑胎（金刚胎）。器物口为紫口，底黑红色为铁足，故称“铁足紫口”。

　　北宋官瓷传世品非常稀少，约50件左右，它只在皇宫内院存玩，不在市上流通，是皇家赏玩的青瓷，加上十分难以烧制，因此倍加珍贵。现在烧制的一件高品位官瓷也要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随着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北宋官瓷在人们心目中有了越来越高的位置，市场经济价值看好。

　　北宋官瓷是我国青瓷的巅峰，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我们研制的北宋官瓷填补了五大名瓷的空白，具有典雅高贵的气质，在展览和家庭中观赏把玩，可增进文化修养，培养审美情趣，提升人生品位。

　　北宋官瓷传世极少，所以现在烧制的高品质北宋官瓷成为收藏佳品，世界各国博物馆都在寻求收藏，家庭收藏也渐成热点，具有较高的升值空间，也是馈赠品、礼仪品，和现代旅游纪念品之优选。宋官瓷关于“纹犹鳝血裂冰肤”的艺术特征的精确提炼和概括，乃来自清乾隆帝赞叹北宋官瓷的一句优美诗句，其言北宋官瓷的瓷釉开片，不仅纹如鳝血，且随着鳝血纹路的开裂，还同时形成一如冰镐振冰、冰片莹莹的纹裂“冰肤” 的艺术效果。此诗也是乾隆帝鉴赏艺术品的得意之作，对北宋官瓷的艺术特点把握的很是到位，颇显才华。提起乾隆帝，就眼下其名声火爆的现状，不能不说两句感言。如今从康熙大帝到所谓的乾隆盛世，以及早已地下作古的大清帝国的历代霸主和天朝的贪官污吏，可谓红极一时，灿若明星，被小李子、小桂子之流没有牙的文人用戏说的方式推崇到了极致，通通列入了“伟光正”系列，特别是有个吃耳光的教授，更把他大清帝国亲亲的皇阿马捧成了神灵，象文革为人罗列罪状一样为他亲亲的皇阿马罗列了十大丰功伟绩，且大言不惭地公开宣称，他一个亲亲的皇阿马的功勋就超过米国全部总统对社会的贡献。洒家所知道的是，在他的亲阿马采取野蛮手段由强盗变成中原王侯之时，俄国的彼得大帝虽然也采取野蛮手段实行铁血统治，却在社会的发展上，颇有头脑，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所憾的是这个吃耳光的教授没能看到，他亲亲的皇阿马的大清帝国为了独享盗贼之果，自然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致使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开始自闭、自恋，并进而被迫自宫，从此没落。当然，也幸亏我们天朝不设“靖国神社”，否则，耳光教授不把他全部亲亲的皇阿马捣鼓进去让人叩头朝拜那才叫怪。不过，虽然我们天朝不设“靖国神社”，但不知为何有那么多孝子贤孙，视奴役自己先人的窃国大盗为英雄豪杰，整天致力于去发现满清统治中国时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哪些丰功伟绩，似乎他们的祖先成为满清人的奴隶是一件光荣无比的事。随着各类电视媒体强大的洗脑宣传，让人们时时感觉和认识到，满清吾皇永远是皇恩浩荡、忧国忧民的，是人民的大救星，朝廷中纵出些敲骨吸髓的腐败分子，那也是贼子们个人的事，将这些贼民鼠辈象打狗一样当众打翻，反倒更衬托出吾皇的英明神武和仁厚爱民。仿佛大清帝国种族屠杀、大兴文字狱、大搞流氓统治乃至最终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等祸国秧民的事迹均无上英明，是中华所有民族的骄傲，应该万岁万岁万万岁。反正只要打开电视，银屏上几乎充斥满了脑后扎根猪尾巴口称奴才的满清幽灵，这强大的广告效果也真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据说就连动物园的一只荷兰猪，电视可能看的次数多了，吃起食来也会哼哼唧唧地叫乾隆的名字，形态古怪之极，让人不可思议。说真的，连猪都知道乾隆的大名，地下有知的乾隆帝，一定会为此高兴的小眼笑成两个黑窟窿，到如今还有这么多急着当奴才的孝子贤孙为朕歌功颂德，实乃证明大清帝国的奴化统治英明正确的很啊！如果这具老枯骨能坐起来，说不定也会如为北宋官瓷赋诗一样，赏赐那些以舔痔吸浓为能事的鹰犬们两句，让其奴才大名传扬千古。因为在极端的功利化、流氓化方面，乾隆帝可是一个与蔡京之辈不相上下的才子高手啊，眼沙特亮。

　　这的确不是吹牛，描人状物，乾隆帝还是颇有两下子的，其为北宋官瓷赋诗，就足见神韵。说起来此诗也是其对艺术品欣赏之中颇显才华的放笔佳作。大清天朝之时，非如北宋得之五代暴虐之乱的零落版图，清王朝得益于大明曾经一统江山的泽惠，再加上其祖上金戈铁马的趁势扩张，登基称帝后的乾隆，纳入他统治下的版图，确确实实已远过于北宋。自然，沦为其强权下的奴隶也因此比北宋人民多了许多。毫无异议，版图大了，奴隶多了，这更有利于他对天下珍宝的掠夺、搜刮和占有了。何况乾隆本是个有强烈占有欲的帝王，江山美人，金银珠宝，这些富贵的标志和享受，无不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但值得回味的是，拥有天下无数财宝的乾隆，虽然宝贝可车载斗量，或许一辈子也欣赏不尽，但其对北宋官瓷却情有独钟，并青眼相加，其所颂诗篇便多达十余首。从这一点来看，北宋官瓷在其心目中的优越地位，也当一目了然了。

　　话说回来，能得乾隆帝的珍爱，北宋官瓷的自身品质也必有其出类拔萃之处，这是无容置疑的。这里暂且不论这种出自帝王手笔的陶瓷艺术，如何先天禀赋有皇家之贵族血统和尊贵的文化烙印，仅其吸收大量传统的陶艺精华，在综合当时诸大名窑和窑系工艺优点之上的创造，就足以称雄陶瓷艺术之林了。俗语所言：“家有万贯，不如官瓷一片”，当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价值评判与写照。也确实，这个出身皇室，自创世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唯一没进入市场上流通的瓷器，也只供朝廷专用，至多赏赐别立功勋的属臣一、两件而已，一般臣民非帝王所赐，根本不允许其拥有，无论是多么大腕的商贾和财主，想要收藏一件，实乃万万之难。故北宋官瓷向有“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之说，来形容北宋官瓷作品的玩赏和收藏范围极小，仅局限在帝王将相圈子内，成为一种地位和权势的象征。乾隆为此还专门题有“当日官窑禁外用，岂知庙市货寻常”之诗句，赞叹北宋官瓷庙堂独享的气象。此外，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言北宋官瓷之稀有罕见。确实，不粘一点商品气味的北宋官瓷，于一般平民百姓来说，实乃不敢想象的宝物，其罕珍程度由此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根基独厚的北宋官窑瓷器，特别注重本身的釉色美，且徽宗更在诸名窑的施釉技法上加以改造，创制出一套严密的多次施釉技艺，令其凝厚的釉层独树一帜，并影响了北宋以后几乎所有青瓷系的窑口。前文已述，在烧制北宋官瓷具体的操作工艺上，徽宗采取先素烧胎体，然后按特定的工艺，进行完美的多次施釉来追求釉的质感，以其自身凝厚的玉石之美来成就作品的厚重、庄严和大气。如此一来，往复数次的施釉，使得釉层厚度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肥美如玉；不仅如此，在徽宗的审美要求下，北宋官窑瓷器多为质朴无华的素面，既无精雕细琢的装饰，又无色彩艳丽的描绘，完全仿照《宣和博古图》中关于古青铜器和玉器等筋骨挺拔的造型，以古朴的凸凹直棱或弦纹来加强胎体的硬度和表述其自然之美。而肥釉坚胎，在烧制过程中二者的膨胀系数又不相同，胎体的膨胀系数大于釉面，经过高温煅烧，加之北宋官瓷胎体中的助融元素成分的含量较其它窑口的含量高，这样釉面在冷却后自然会开出大块冰裂纹路，并随着这纵横交织的大冰裂纹片，又逐渐破裂出层层叠错的细密的小冰片，使瓷器在彰显出万千天成的神奇图案的同时，还隐约间折射着钻石般晶莹的光芒。这令人观之如痴如醉、奇美自然的艺术效果，犹如三九严冬玻璃窗上一夜间成就的奇妙冰花，如梦如画，宝光粼粼，温润而细腻，仿佛一篇篇无以比拟的美好诗篇和传说，且抵达了小器开大片的艺术神境。此艺术特征一如明代学者谷应泰在其《博物要览》中所言：“官哥二窑，时有窑变，状类蝴蝶禽鸟麟豹等像，于本色釉外变色，或黄或红紫，肖形可爱，乃火之幻化，理不可晓。”其“肖形可爱”绝对真实不虚，北宋官瓷纹片经烈火窑变开裂的确实“状类蝴蝶禽鸟麟豹”之形像，而且朝夕观之各异，变幻莫测，实乃“理不可晓”，但是，至于北宋官瓷“本色釉外变色，或黄或红紫”，亦即开片纹路为何会出现醒目的鳝血之纹或金丝铁线？而依附鳝血之纹所开的细密冰片为何又晶莹无色？最终使其作品展现出让人难以理解的红线串冰凌之奇幻的艺术神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秘密？其实，北宋官瓷这种“纹犹鳝血裂冰肤”的艺术特征，以洒家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心得而言，非“火之幻化”所成，是为北宋官瓷的一种独有的操作工艺，不是一般专家学者论述的那样，言是由于北宋官瓷胎体在高温还原气氛下，氧化铁离子在高温中发生窑变，后经漫长的岁月，氧化铁离子渐渐渗出，所以才将开片纹路染的猩红，色如鳝血。这种推论看似颇有道理，其实不然，否则，为何所裂的层层叠摞的细密冰片不呈鳝血之色？难道氧化铁离子是神机妙算且又懂如何惬人心意的美学精灵？只选择在大纹路上渗出，而理智的放弃所有细密的小冰片？这显然是说不通的，经不起人们的推敲，是其未在窑口亲自烧制实践，才会有如此背离客观经验的想当然之说。北宋官瓷的鳝血纹，实际是人为的一道染线工艺，其传统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北宋官瓷作品出窑后，在其开片的第一时间，窑工便将作品投入配好的染料中，使用加热煮沸的方法染色，因为瓷器所裂的纹片，受热后便于染料的渗入，这也是对物理学上热胀冷缩现象的利用，没有什么太神秘的技术问题。所用染料的材质，一是用碾磨成粉的含铁量较高的铁矿石直接染色；再者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主料为鳝鱼血等红颜料，辅料为石榴皮和茶叶，掺在一起加热实施染色工艺，瓷器经这种配好的染料煮染，鳝血纹便染成了，捞出来后擦拭干净就任其随便开冰片吧，多多益善，越细密越有情趣。不过，目前所用的染线工艺，乃一些非传统的染色方法，工艺更简单，直接用赭石色国画颜料或宣传色颜料，将其涂在瓷器上，然后用干布擦拭进行染线即可，操作方便之极。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如今还有配制化学原料进行染色的，其中最简单的配方分别是高锰酸钾兑红糖、墨汁，以及碱性橙兑红糖或赭石颜料、墨汁等，反正是怎么得心应手怎么来，没什么国家或行业标准，但有一点必须共同遵守的是，在染线时，无论用何种方法，均要选择在瓷器开片第一时间进行操作，否则，开片时间长了亦即行家所谓的“开老了”，再去染线，染出来的只能如哥窑瓷器一样，成为“百级碎”了，也便没有北宋官瓷“纹犹鳝血裂冰肤”的艺术神韵了。哥窑“铁线金丝”的染色工艺也是如此，使用墨汁也要求在第一时间先染“铁线”，而后等瓷器纹片开老了再染“金丝”。在具体的工艺上，只要将“铁线”染在瓷器开老之前即可，“金丝”则可根据要求的细密程度酌时染之。不过，相较于鳝血纹，“铁线金丝”的细碎纹还是为下，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也是这样评价北宋官窑瓷器的：“冰裂鳝鱼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从北宋官瓷的艺术特征角度而论，“纹犹鳝血裂冰肤”之美，也堪为徽宗对中国青瓷的一项极富诗意的贡献和创造。不难想见，北宋官瓷粉青色或月白色玉润的光芒中，开裂成龟背片的鳝血纹路，在“紫口铁足”的艺术包围间，又一次直接突破了青釉单一的色彩，恰似春水投石，波纹乍起，灵性顿生，加之细小的冰片点缀，这青釉红线、线挂冰莹碎片的艺术奇观，绝对是鬼斧神工，天成大美，这也是北宋官瓷与其它名窑的瓷器不共之处，堪为鉴定北宋官瓷一个典型的特征。虽然哥瓷也有染线工艺，并传承北宋官瓷，将北宋官瓷极少用的“金丝铁线”工艺发挥成为其代表性的特点和特征。然而，哥瓷的染线，相较北宋官瓷，在审美上还是有相当的差距，艺术效果也不可能在一个层次上。哥瓷是先用墨汁染大线，待釉表面开片基本稳定后，再用调制好的金黄色颜料浸泡染碎线，这样染成的作品，现出满器“百级碎”的杂密纹路，太过于凌乱和花招，直接破坏了青瓷本身应该故有的朴素和淡雅，岂怎能与北宋官瓷“龟背鳝血纹裂冰肤”的艺术美感相比？清丽的阳光斜射的静室中，守着一颗平淡的心灵，北宋官瓷的“鳝血、冰肤”，绝对疏淡有致，其朴中见华，美乎其美，将更加神采奕奕地凸显出北宋官瓷的高贵和典雅。包括官瓷未创世前，曾经在青瓷系列中“为魁”天下的汝瓷，细观釉面也不过附着一些不见色彩的细密的蝉衣纹，非近观难以辨识，因缺少这一染线工艺，只能毫无变化的素面朝天，其纹片当然不足为奇。

　　对天下艺术珍宝觊觎不已的一代君王乾隆帝，喝着小酒，把玩瓷艺如此精绝的瓷器中至尊之品，那得意洋洋的自傲神情可想而知。确实，历金、元、明数百年你死我活、窃国改朝的惨烈战争之浩劫，基本上早已毁于金兵攻陷东京汴梁的北宋官瓷，其珍稀作品能传到遥远的清代，实已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罕有难得。或许也幸亏赖于皇宫高屋大厦、人间天堂般的紫禁之城和其铁桶般禁地的收藏保护，这极易破碎的美好事物才能在腥风血雨中传承下去。从乾隆帝题诗落款的时间可清晰地遥想到，大清帝国壬寅年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将明朝的紫金殿全部改制为自家独有股份公司的乾隆帝，打量这抢到手的无数珍宝，老家伙太明白窃国者王以及枪杆子里面出什么权这些伟大真理的现实意义了，还是当拥有天下的皇帝好啊！否则怎能享有这么珍贵的财宝？更休论什么财富美女了。是时，在春阳清清的照彻下，北宋官瓷令人炫目的光辉于乾隆的目光中冉冉升起，这惊心动魄的艺术的一瞥，深深地植入其对美惊颤的灵魂，远远超越了帝王将相们酒与色庸俗的快活。乾隆帝诗兴大发：“小二子，研墨备纸。”口称奴才的小二子做狗状前手着地“喳”的一声，迅速将乾隆所需物品准备齐当。面对北宋官窑瓷器温润的光芒，二两小酒拿头的乾隆帝笔走龙蛇，留下了他对北宋官瓷艺术品质至高的感悟和敬仰：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

　　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

　　合赠何人合长吉，簪花得句负奚奴。

　　诗句沉着从容，娓娓道来，极其干练地将北宋官瓷青玉般朴和以及鳝血纹、裂冰肤的静美典雅、温润、且粉青色质朴吉祥等典型的艺术特征一览无余。此诗在描境状物和对北宋官瓷艺术品质的把握上，独有心得，不愧一大诗人的手笔。这里既说到诗人，不妨再赘言一句吧，若论乾隆帝能诗善书的文化功底，确属上乘，其不仅一生诗过万首，且还能写出这样恰如其分评说北宋官瓷的诗句，足见其不凡的诗歌功力，但纵然如此，其也只能和蔡京之流相较，根本没资格与徽宗排放在一个层面上，这不是学问高低的问题，关键在于对文明和文化自身的尊重上。徽宗从不以言之罪，从不以言去消灭文人的个体生命，且甚为礼敬天下文人，创造出一个大师与巨匠的文人时代；乾隆则反其道而行，屡兴文字狱，大开杀戮，诛灭文人九族，对有良知的文人恨不赶尽杀绝，手段残忍和下流之极，为世所罕见，其大肆张扬封建专制的邪恶暴力，也只能缔造出一个少见铁骨、人人自甘堕落的奴才时代。乾隆这种为人性格，除了与老蔡之类的流氓法门比较相近，哪有一点徽宗文化大师的胸襟！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分别所在。

　　聚沫攒珠与浮珠沧海

　　北宋王朝在徽宗代迅速抵达崩溃的边缘，除却外部敌人金人的野蛮、凶残和贪婪外，于其王朝自身而言，主要原因在于其内部分赃集团的不和，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忠于伟大领袖，都能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但实际上，徽宗所任用的这群宝贝，相互之间对争权夺利、推诿责任、陷对手于不义等下流事物，无不身怀绝技且兴致高涨。遗憾的是，徽宗又偏是个喜欢小人献媚和告密的好大喜功者，根本没有什么是非标准，更不用说鉴别君子小人了，只要能为所欲为，老子天下第一，便是皆大欢喜的太平盛世了，这玩主哪会有什么危机意识？而任由一群小人窝里斗，不计内耗，实力再雄厚的公司也撑不了几年，北宋王朝最后树倒猢狲散，败于野蛮的金兵，实乃是注定的结局。

　　在这群分赃集团的宝贝中，艺术宝贝蔡京总理自持八斗才学，尤其看不起靠踢两脚球发迹的小混混高俅。也确实，那时还没有世界杯，踢球还纯属一种游手好闲的玩乐行当，踢球的队员根本没有什么鼻孔朝天、恍若大人物的明星感，更不用说藉此去泡妞、闹事和打架斗殴了。可徽宗竟让这个足球宝贝当上了国家军委主席，甚至比下苦功夫精读厚黑学的蔡京还高二指，这怎能让蔡京总理咽的下这口气？好歹人家老蔡也是读书人，与高俅之流为伍，实在太有辱斯文了。因此，联合徽宗身边的阉党红人童贯等排挤高俅，蔡京总理一直是不遗余力。

　　高俅原名高毬，乃毛边加个是求的求。老蔡真不愧是读书人，一看高毬的毬字，立马有了主意。在童贯的陪同下，老蔡故作忧国忧民状，语重心长地告诉徽宗：高毬的毬，很不吉利，毛包着个求，应该属禽兽之流，陛下安置这个人在身边，实不利于陛下和国家，赶快将其调离才是上策。徽宗一想，是这个理，怎么能留个禽兽在身边呢？于是便打算将高毬从京师弄到地方上去发财。高毬也有耳目，一听说自己的毬字被老蔡说成了禽兽，恼羞成怒之后，立即跑进宫去见徽宗。这小子故作忠心耿耿状，理直气壮地告诉徽宗：俺高毬的毬字，从今天改成单立人的俅了，单立人，顶天立地，助陛下永享太平。徽宗一听就乐了，绝对是这个理，其实他也真舍不得这个足球宝贝走，因为高俅这小子不但足球踢得好，还是一个很有两下子的气象专家呢。

　　高俅预报天气，其实也就是预报何时下雨，很有些神通，比现在想说实话却经常说不准的气象台，预报的还准。高俅的这个法门，让蔡京总理怎么也搞不懂，要说高俅遛个墙角偷看个厕所，打个小孩骂个老婆，是这小子的特长，但何时下雨这么高深莫测的学问，这小子竟能通晓并事先知道，太他妈的怪了。其实，何止是老蔡，徽宗也纳闷，以高俅的学问，来个黄段子还说得过去，可他确实对何时下雨独有感应，且屡报屡验，功夫了得。蔡京和徽宗一嘀咕，两人决定搞个究竟，尤其是蔡京，总想找个机会趁机撩翻高俅，当然更是不遗余力。于是，先是侦查员后是特务，或者说不定美人计也用上了。不过，虽蔡京和徽宗不少忙活，但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未发现有高人指点高俅，二也未见高俅搞什么封建迷信的邪教法术。老蔡和徽宗没劲了，看来高俅真有预报天气的才能和天赋。徽宗心痒难挠，在认定这绝活是高俅个人的智慧后，便花酒招待，以自己也想学这个法术为名，非让高俅传授不可。高俅实在推不过去了，只好说了实话。原来，这小子哪懂什么天文气象，他之所以能准确的预报下雨，完全赖于徽宗赏赐给他的一个北宋官窑烧制的香炉。高俅告诉徽宗，他天天把玩这个香炉，只要这个香炉返潮出汗，三日内必定有雨，灵验的很。徽宗一听，当时就傻了眼，这哪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纯属瞎猫碰上了死老鼠，该人家高俅云天雾地的吹！

　　北宋官瓷能测知何时下雨，绝不是故弄玄虚，其实，许多优质的瓷器包括一些好的陶器，都有这样灵验的功能，只不过北宋官瓷胎坚釉厚，在感觉上较明显一些罢了，说起来也一点都不神秘。北宋官瓷在烧成过程中，为使胎骨坚挺，能承受一定的重量，其作品在烧制工艺上是先用900- 1000℃的温度烧胎，而后再施釉，且常常三次以上施釉，使得釉层较其它名瓷的釉质都厚的多，所蓄氧分子当然也多。入窑开火后，经氧化焰的煅烧，在这些至肥至厚的釉达到熔点沸腾前，其釉中杂质已被烧除干净，随后便稳火进行缺氧的强、弱气氛还原，窑炉在产生的窑压作用下，迫使烈火生成的一氧化碳分子钻入釉内，与釉中所含的氧分子结合，将氧化剂多的三氧化二铁（Fe2O3）还原成氧化亚铁（FeO），加之北宋官瓷釉的粘性过强，气泡不易发挥，这便使得釉层中出现无数细密的气泡，且难以在窑压下发挥出来，其形态如沫如珠积攒在一起。其实，也正缘于这些细密气泡的存在，可以折射和改变光线，才产生了北宋官瓷温雅如玉的质感，消除了那些由氧化火焰直接烧成的琉璃质感和与其相辅相成的贼光。这里值得一说的是，攒珠二字的含义就好像是把一个个形如珍珠的气泡堆集起来，并使这些釉下堆积的气泡有立体感才叫攒珠，这些气泡可用活灵活现来定义，非其它窑口的作品那样，虽也气泡密集，但直观上是一种平面的集合和排列，缺乏生动的立体感。徽宗当年称这些釉下晶莹剔透的细密气泡为“聚沫攒珠”，其祥和光辉，别有一番含蓄柔和之美，是为北宋官瓷一种极为美好的事物，这也是鉴别真正的北宋官瓷乃至包括区别汝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汝瓷胎轻釉薄，高温中釉料和坯体析出的气泡少，难有“聚沫攒珠”气象，故只有“寥若晨星”之称）。最为精绝的是，有些气泡在吸收了其它“沫沫”后，体积膨胀，且在高温下浮向釉表，极富动感，仿佛要被气撑破一般，但实际上完好无损，恰似灿如清湖的釉面上，明珠凸现，神采奕奕，极尽天然造化之美。对这一令人惊叹不已的神形，徽宗也为之赋予了一个优美的称谓，名曰“沧海浮珠”，这当然是北宋官瓷独特的瓷釉配比经还原气氛烧成工艺所创造的奇迹。抚之若玉，攥之出油，天造神化，可谓灵性百倍。高俅以如此美妙的神器做报雨器，实是其对北宋官瓷爱不释手的结果，其能预知晴雨，了解了这些，也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天成宝物，蓄天地之精华，其灵光湛湛，实乃真实不虚。

　　关于北宋官瓷釉下的“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说到底就是高温煅烧下气氛还原的一种表现，通过铁的还原来呈现粉青的釉色，也是一种特有的“窑变”。其形成机理，理论上是为釉层液——液分相的结果，所谓的“液——液分相”，简单说就是瓷釉在连续的玻璃基质中悬浮着另一种液滴状玻璃，这种微小的颗粒学术上称为分散相，有些专家也称其为第二相粒子，可起到一定的乳浊和折光效果。因此，这种“分相”抵达的境界，就是含蓄温润的乳光及如缎似玉的质感。说白了，北宋官瓷釉层液——液分相的形成，其实就如前文所言，其主要功能也就是使得氧化火焰直接烧成的琉璃质感大为减少或消除，在对三氧化二铁进行还原后，达到一种美玉般乳浊的艺术效果。当然，关于北宋官瓷釉层液——液分相形成理论的研究，是一较深奥的学术问题，关系到北宋官瓷瓷釉最终烧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非几句话所能够解释清楚的，且至今仍有许多研究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总的来说，其形成机理是和北宋官瓷釉料配比的化学组成及精到的烧制工艺分不开的，在直观经验上，北宋官瓷釉层中的“液——液分相”，就是在还原气氛下，形成瓷釉的析晶和乳浊，其在釉层中的表现，与“聚沫攒珠”息息相关。故而，再回到北宋官瓷“聚沫攒珠”的烧成上，其功效和艺术特征就容易理解了，至于北宋官瓷瓷釉中由“沫”到“珠”的分别和变化，实乃是一种烧制程度的递进，基本上取决于烧制温度的高低以及釉层的厚度。在通常情况下，因北宋官瓷的烧成虽较汝瓷的温度高，但为了追求瓷釉的亚光和玉质感，也是尽量慢烧和生烧，所以一般以“聚沫”为多，“沧海浮珠”的情形十分少见，不像钧瓷那样，烧成的温度高，釉下多以“沧海浮珠”为主要特征。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钧瓷传统工艺烧成的作品，因为“沫”和“珠”都是高温下气氛还原的结果，不用还原气氛烧制，温度再高，釉下也很少会出现“聚沫攒珠”和“沧海浮珠”的。如今有些钧瓷的窑口，使用上世纪80年代禹州钧瓷厂经科研攻关研制出的一种氧化焰的新工艺，其在烧制作品时，采用在釉料中事先加入固体碳化硅（SiC）做还原剂，然后使用氧化焰将作品烧成。这类作品，釉下尽管出现类似冰花的结晶图案，釉色和釉质也近似还原焰烧成的作品，且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烧成率，不过，想让其形成“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的艺术效果，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汝瓷因较北宋官瓷的烧成温度还要低，且釉水稀薄，故基本上不会有“沧海浮珠”的特征，除非脑子有病，加火烧过头，以追求“沧海浮珠”为目的，不怕将作品烧成玻璃瓶，那就另当别论了。

　　总的来说，虽然“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主要取决于烧制温度，但于北宋官瓷独特的制作工艺而言，却还有通幽的曲径，此实为北宋官瓷制作艺术的精华。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其所选用的优质原材料，均需经几度夏日暴晒，秋雨滋润，冬雪冰浸和春日软化的过程，而后才配以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碾磨粉碎，并过筛成粉，进而水激池澄，掐取中部精炼的瓷泥再千锤百打，反复揉搓，使之化为“绕指柔”，才进入下一道工序。不过，此选料练泥用于北宋官瓷最后制作烧成的工艺，远不不止于此，一般追求高品质的名窑，纵然没有北宋官瓷制作工艺细腻，但在练泥上大多都会往这个方向努力。北宋官瓷与其他窑口、窑系制作工艺不共的是，已经炼制成“绕指柔”的瓷泥（特别是釉泥），还不得使用，还需经成年累月闷制、沤泡，才可使用。这等漫长的练泥工艺，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它窑口不敢攀比的，更遑论还加入翡翠、玛瑙之类的玉粉了。自然，以此熟泥所制瓷釉入火，一如变死面为发面，其必会影响瓷釉中的“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一些善于投机取巧的陶瓷大师们，智商很发达，但却不在瓷釉配比、炼制瓷泥和烧成工艺上下功夫，竟别开天地，极具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消光神技。清一色氧化火烧出来的色釉琉璃瓶，一个个的经化学酸剂（主要是氢氟酸）一泡，琉璃贼光便被一洗而去。拿出一只，猛的一看，好家伙手艺还不错，色呈亚光，有些玉的感觉，但再拿出一堆都是一个德性、一个颜色，这就让人怀疑了。没有窑变，不是还原气氛烧的吧？拿到手中用放大镜一照，真相便出来了，釉面被酸腐蚀的遍布细密的麻点，哪里有什么“聚沫攒珠”，就更别想“浮珠沧海”的蜃景了。这种被化学酸剂烧死的瓷器，也绝不会再有什么灵性了，就是搓碎揉烂，也休想让其出油出水。高俅那老小子当年要是遇到这些做旧造假的大师创作的“北宋官瓷”，别说是准确地预报下雨了，攥着这些经过酸洗的瓷器，就是大雨淋头，可能都不知道所以然，老小子不被这些伪大师给气死那才叫怪。

　　紫口铁足

　　徽宗置窑烧制官瓷艺术作品的北宋官瓷初级阶段，据专家学者考证和推论，其窑口当时不仅汇聚诸多汝瓷大师，窑口的各道工序也基本为诸多身怀绝技的汝瓷工匠所掌控，致使北宋官瓷从制胎、配釉、到入窑烧制，在这些大师级的工匠师傅们的具体操作下，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汝瓷的烧造手法，所烧制的作品大多也是对汝瓷优秀工艺的继承和发扬，故而有北宋官瓷乃引入汝瓷制瓷精华之说。尽管梅花冰片的成功问世，在瓷釉和胎体的厚重程度上，对汝瓷有相当的突破和超越，且所开的冰片是向以蝉衣纹细纹片著称的汝瓷从未有过的奇迹，但工艺上乃至胎体配方的变化和烧成工艺上，最初均无变革的记载，仍是汝瓷香灰胎体及满釉裹足支钉架烧的方法和工艺，未脱汝瓷传统制瓷工艺的巢臼。这里并非是说汝瓷的配方和烧成工艺不好，不值得去效仿，恰恰相反，那时汝瓷虽为徽宗所废，停止了其贡御的历史，但其仍不失为当时中国青瓷的佼佼者，不独有“汝窑为魁”（南宋叶寘《坦斋笔衡》）的盛誉，至南宋还“近尤难得”（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十分稀有珍贵。然而，徽宗于京师汴梁自置窑亲自烧造瓷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稀松平常地去复制被他自己淘汰的汝瓷，而是在很大意义上，为了克服汝瓷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使之富有一种庄重大气和雍容华贵的气质，以合乎国仪之用。说的狂一点，徽宗自设官窑，本身就有自立门户的意味，他当然要自成一家，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有别于民间窑口的官窑。这种豪气和傲气，也是所有自命非凡的艺术大师们的自傲和自尊，更何况是拥有天下的徽宗。显然，胎体近似汝瓷，釉色也与汝瓷相近，支钉疤痕又完全等同于汝瓷的产品，这等情形，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徽宗心满意足的，这离一个超级高手的艺术追求当然还有相当的差距。故在对梅花冰片的新奇成就袋鼠般雀跃欢喜之余，徽宗已意识到亟待解决的艺术问题。堂堂的帝王之窑，又无成本之虑，怎能完全仿制汝瓷工艺而没有一点区别和进步呢？这当然不合自己的初衷，虽瓷釉的开片有所变化，层层相叠，是过去汝瓷没有过的事物，但釉色的变化还不丰富，没有在品类上达到至高的艺术效果。而要改变这一切，尽可能克服汝瓷烧制工艺难以克服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在借鉴和发挥发挥汝瓷制瓷精华及优势的同时，如何创造更美好更丰富的釉方和工艺，自然是徽宗最为牵挂的事物。

　　据开封东窑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说，北宋官瓷有别于或者说区别于汝瓷而创立自己“紫口铁足”之典型的艺术特征，竟与蔡京有关。据说，当时开封有一个陶瓷世家，主人姓王名照，其祖上世代制瓷，特别在北宋王朝初建时，其祖上还因为受命为朝廷烧制琉璃瓦及屋脊装饰饰件等皇室建筑用品，以其甚高的艺术品质，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褒奖和赏赐，一时名传乡里，为人所重。传至王照一代，陈留东窑随顺北宋王朝的发达与兴盛，制瓷事业乃至制瓷艺术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有东窑“八十一窑，七十二井”之盛誉，繁荣景象可想而知。王照涵泳其中，依托祖上所传，加之自己勤奋好学，且犹在瓷艺创新方面用功颇甚，烧造艺术也更臻炉火纯青，已俨然为当时陈留东窑系甚有影响的陶艺宗匠。值得一说的是，此时东窑已由北宋初期大量烧制皇室建筑用材逐渐转为主要烧制日用陶瓷器皿及艺术瓷器，产品有了较大的变化，王照等东窑出类拔萃的艺术家，理所当然地走到了前列，作品也为东窑系艺术类的典范。关于蔡京与“紫口铁足”之事，也就是因王照独高的艺术作品而起。据传说言，当时王照烧成一件方口虎头瓶，其作品色呈冬青，釉质肥厚，紫口铁足，器品整体静穆的莹莹宝光更是纯净映人，堪为东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尤为可贵的是，此作品瓶腹所饰两只虎头，经烈焰烧制，窑变的神奇莫测，只要换一个角度观看，该兽头便有不同的釉色变化，从青到蓝到黄到灰，其随光而变的神妙，实令人不可思议。禀赋这等变色功能的方口虎头瓶，已不仅仅只是个瓷器作品了，称其为神物异宝，也一点都不为之过。从小热爱当无赖的蔡京，听说王照烧制出这样一件宝物后，立即勾起了其品性中的贪念和占有欲，“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我的你动不得”之敛财真言乃老蔡一贯的主义，特别在把别人的东西设法据为己有方面，老蔡确有过人的真才实学，诸如一些巧取豪夺、下套使诈的肖小伎俩，都是老儿的拿手好戏。

　　为了把王照的宝贝赶快变成自己的，老蔡亟不可待地以视察窑口为名，带着自己手下主管烧瓷造瓦的两京窑务的领导干部，敲着几面破锣，耀武扬威地直奔陈留。那阵势就像当今善于抢劫并在小贩们面前神勇无敌的城管一样，本是一帮暴徒却冠以政府的名义，或用几条地方制定的霸王条文将暴力合法化，专门去发别人的财。故老蔡视察窑口的动机，当然等于城管检查市场，绝非其兴师动众所打的“视察”或“维持市场秩序”的招牌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为了王照的方口虎头瓶而已。其与城管们的欲念稍有差异的是，老家伙太知道时间的重要了，特别是眼下仍是别人的宝物，自己还没搞到手，那就更耽搁不得了。

　　然而，老蔡两京窑务的领导干部们好不容易在一所妓馆里找到王照后，无论老蔡怎样晓以利害，王照就是不认，一味地装糊涂，言自己根本没有烧出什么方口虎头瓶，更不用说什么还会变色的了。这让老蔡又气又急，好在那时官府还不存在“扫黄打非”之类的正大实业，泡妓不仅不违法，还可称得上是文人、学士及大师们的一种雅致和风范，因为那时的**也多是善解人意且才情出众的女子，比当下什么文工团或什么女艺人更有文化含量，就连圣上徽宗还常去礬楼泡李师师呢，所以泡妓实在没什么可谴责的，更遑论什么罚款、拘留和劳教了。再说方口虎头瓶藏在何处老蔡还不知晓，而且那时的确没有理由在妓馆对王照泡妓用刑，老家伙投鼠忌器，不像当下有勇无谋只会动粗抢劫的城管，所以老蔡纵是恼羞成怒，还是强忍着不敢发作，孬好看在宝瓶的面上，只有另做打算。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想”，在大宋帝国，老蔡绝非一般的奸诈之徒，只要是其动心忍性想要去搞的东西，几乎是没有不如意的，这是老家伙的天才。把王照一放，老家伙捋着几根山羊胡，绿豆眼在眼眶里迅速地转动了几圈后，便有了主意：只要是王照有嗜好，就不怕他不入老夫的套中。老家伙一打听，果然，王照除了泡妓，还爱好喝酒赌博，那是当时包括现在老百姓的根本娱乐，用不着装什么正经。老蔡笑了：这是老夫的专业，还用什么“城管”？轻轻松松老夫就可搞定。

　　也真如老蔡所料，几碗烧酒拿头，几把骰子一掷，在事先安排好的一帮领导干部其实就是诱子的引诱下，王照先是被人高高捧起，引发了干云的豪气，一副好汉的气派，但遂又被这些领导干部围而宰之。这当然是群狼和肥羊的游戏，后果可想而知。随着冷汗骤发，王照的房产、窑口全部变成老蔡手下领导干部们的财产了。老家伙看大事已成，便得意洋洋地出现在王照面前，是瓷瓶重要还是全家无立锥之地重要？这问题很简单，用不着考虑，所以宝瓶自然不可挽回地抵了赌债，成了老蔡的囊中之物。王照至此才如梦方醒，自感羞愧难当，知道这游戏非街坊邻居们图个高兴，人家领导干部们下基层深入群众，又不是学雷锋，哪能无所图让你占便宜呢？这是人家老蔡的目的。亲自出马的老菜也的确比当下善用暴力抢掠的城管们智慧，攥着梦寐以求的宝瓶，老家伙一本正经地告诉王照：能和老夫玩心眼的人还没生出来，你还是留点力气好好给老夫烧窑吧，以后有好东西赶快献给老夫，老夫一高兴还会赏你两个花花，可比你输给老夫体面。看老蔡得了便宜还不饶人，王照更是气恨交加，回去后左思右想，让一个奸臣耍弄，实觉得无脸见人，竟因此寻了短见。

　　蔡京用这等手段夺人所爱，况且又是当时东窑最为知名的宝物，其事迹自然很快从陈留传到京师汴梁。朝中自有痛恨蔡京之流的耿介之士，他们落实了具体情况后，分别奏表徽宗，痛斥蔡京以无赖手段巧取豪夺，致人死于非命。徽宗本是个大玩主，自己置窑烧瓷又在两难阶段，何况此事又是关乎瓷器的宝物，这事不能不管，孬好也要见识一下这件瓷器究竟“宝”在何处？于是，传旨让蔡京携东窑方口虎头瓶觐见。蔡京老儿宫中自有耳目，徽宗所想所为，大多在其掌握之中。老家伙一听徽宗让其携宝瓶觐见，当然知其所以然，故一副诚惶诚恐的鸟样子，抱着宝瓶便来见徽宗。蔡京较当下土财主式的贪官聪明之处在于，老家伙虽贪财但分上下尊卑，不象现在某些领导干部那样能做出和顶头上司抢财夺美的傻事，老家伙太会揣摩圣意了，这也是他出人头地的一种才能。蔡京一见徽宗，便将宝瓶献出，并颇为衷心和诚恳地对已玩瓷上瘾的徽宗说，臣知陛下近来为了烧出更好的作品，不少费心血，这也是臣所朝暮牵挂的。不过想想也是，仅仅依靠那些汝州来的农民工，实难有什么更高的创造，象老夫这样的超级忠臣，若不为君分忧，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所以，臣打听到陈留烧出件好东西，便替陛下取了回来。这几天臣仔细研究了一下，觉得东窑瓷器作品的釉色和“紫口铁足”的特征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汝瓷的满釉裹足多了些变化，耐人品味。

　　宝物面前，再经老蔡这么忠心耿耿的一表白，徽宗的艺术灵感，一触即发，猛然明白青瓷艺术的进步和发展取向。说心有灵犀，确实不假，徽宗多天的殚思竭虑瞬间便云开雾散。徽宗笑了，虽然蔡京老儿管理国家大事不济，但论起见风使舵和溜须拍马的本事，大宋帝国上下，能比上老儿恬不知耻之功夫的人，还真是屈指可数，何况老蔡在艺术方面的本事和鉴赏水平也确实高人一筹，因为老家伙特别知道什么宝物最养眼了。徽宗所憾的是，本该到朝廷御窑来效力的王照，死的太不值得了。徽宗在斥令蔡京亲自安排好抚恤王照家属的事宜之后，引进和发挥东窑制瓷工艺的事项也定了下来，这即所谓“蔡京东窑抢宝记”传说的由来。

　　其实，洒家相信，突破汝瓷单一的青色，以“铁口紫足”的艺术追求作为变化，丰富和提升中国青瓷的艺术品位，这个陶瓷艺术的个性发展，绝非传说的那么简单，应该是徽宗及北宋官窑的大师们在顺应陶瓷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中，对北宋官瓷“铁足紫口”典型特征的烧制工艺的一种艺术追求。确切一点说，也就是对借鉴当时开封陈留东窑的胎体配方和修胎、烧制工艺的共同确认，如果说“铁足紫口”后来成为北宋官瓷突破汝瓷胎体配方和烧制工艺的一个标志，推动了中国青瓷艺术更高的发展，那么，也是徽宗及北宋官窑的艺术大师们，在汲取和综合东窑、汝窑等窑口制瓷精华的基础上，以高度智慧所做出的非凡贡献。其实，禀赋自由、开放以及包容精神和优势的宋代文化，此时正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将传统文化领引进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仅只是陶瓷，正如著名学者郭学信、胡昭曦等言，中国的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门类等，在大宋帝国无不是百花齐放，并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越了同时代整个人类的所有文明。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有宋一代湛蓝的文化星空真是如梦如幻，大师巨匠，如过江之鲫，从山林湖海的各个角落，一下子都游到了这个朝代，辉映了全部北宋王朝的文化天空。以此赞颂宋代是真正的文化和士大夫的时代，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北宋文化上的鼎盛气象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另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历史上的政党政治也空前绝后地成熟于此，成为宋代至为典型的一种国家政治现象。可以想见，大宋王朝以王安石为领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魁首的保守党，在无流血政变的前提下，竟相互轮流坐庄近百年，这种人类历史上稀世罕有的景观，对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而言，绝对是一个奇迹。不要说中国历史了，包括富有民主传统思想基础的西方世界，也不会想到中国早在千百年前便已拥有了这种高贵的事物，想必他们得知这一胜景，也会为之惊诧，太不可思议了。

　　扯远了，话说回来，所谓蔡京老儿东窑抢宝所引发出来的北宋官瓷烧制工艺的发展变化，虽为北宋官瓷关于“铁足紫口”创烧的一个传说，但其只是一文化传说而已，实缺乏具体的历史史料来印证。唯一可靠近此传说的是，时蔡京在徽宗跟前受宠日盛，被徽宗提拔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外诸司中“东西窑务” 辖下的烧瓷造瓦事宜，通通归老蔡管辖，是为帝国主管手工艺者的第一“公仆”，但这或许也并不能担保其与北宋官瓷“铁足紫口”艺术创造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北宋官瓷“铁足紫口”特征的创立，真正有可信程度或学术价值的，如前文所述，应该是徽宗对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开封东窑制瓷艺术精华的汲取和借鉴。关于东窑，据史料载，其创于北宋初年，但至今仍未发现窑址。该窑以东青器见著，与汝窑、汴京官窑并列。东窑烧制的东青瓷亦称“东青器”或“冬青器”。胎骨细致，釉色淡青，有深浅两种，浅者近似“汝器”，但无蟹爪纹，多紫口铁足，盛于北宋。并且，文献中还记载其烧制的器类有瓷印、狮鼓镇纸、菊瓣水中丞、天鸡壶诸种。其中天鸡壶下有一窍，制做之精，不同凡响。明代学者曹昭（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卷下《古窑器论》哥窑条中道：“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特别言及哥窑与汴京东陈留镇东窑（即董窑）釉色的比较。稍后一点的明王佐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始至天顺三年（1459年）历时四载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中也有如是记述。另外，邵蛰民撰、余戟门增补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一书中，记述东窑瓷器时说，（东窑青瓷）系北宋时东京民窑所造，即今开封等处，土脉细致，器质颇粗厚，淡青色有深浅二种。因系东窑所造，故曰东青。清代兰浦先生的《景德镇陶录》中，对东窑瓷器也有较详细的说明，其道：“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并且，在其颇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方面，有着传承久远的艺术魅力，《景德镇陶录》为此还专门为之言道：“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尤其是清代雍正时的御窑厂，仿烧的东青釉极为成功，因其烧制的釉色又与豆绿接近，故也叫“豆青”。在艺术风格上，东青器沉静雅素，朴和温润，与耀州瓷和龙泉瓷有着根本区别。此外，关于冬青瓷的艺术特征，苏轼的杰出弟子之一，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的北宋著名诗人张耒，也有“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的诗句，赞叹东窑美如碧玉的制瓷艺术。可见，开封东窑在当时也是一著名窑口，颇有影响，其瓷质虽颇粗厚，但因其以高铁粘土入胎，特别是其裸足垫饼的烧制工艺，超越了汝瓷高铝胎质且满釉裹足支烧工艺的局限，故而烧制出汝瓷所不可能拥有的铁足紫口之特征。这一特征，对一直寻求超越汝瓷的艺术王者徽宗来说，当不乏魅力，况且，东窑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去伪存精而为己所用，自是不在话下，其对徽宗所创烧的北宋官瓷产生直接影响，应该在情理之中。也确实，在中国陶瓷史上，见于铁足紫口之特征记载的，北宋官瓷问世之前，也唯开封东窑一家，其和北宋官瓷传承之法缘，实不应有什么异议。另一方面，值得说明的是，此时开封盛产瓷土，还未因黄河水患而将瓷土深匿于地下，这方面不乏史籍记载。如明代著名学者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其记述中国瓷土产地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土出永定、窑在德化）徽郡婺源、祁门。”文中罗列中国瓷土产地，开封榜上有名。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的，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之释解，也有如下记述，其道：“（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造。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可见古代开封实乃瓷土产地之一。这当然也可推知，立窑于汴东陈留的东窑，就是因为自产瓷土而设窑烧瓷。当下有些专家教授以自己臆测的京广线东不产瓷土、不适合建窑为据，否定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洒家每看到这等言说，实在感到奇怪，这些专家教授，即使不顾事实妄把汝瓷当北宋官瓷，难道就不知开封有东窑吗？既然开封民间都可置东窑烧瓷，难道贵为帝王、富有天下的徽宗就不能在开封置窑烧瓷？真是岂有此理！

　　从这一意义来说，以徽宗财大气粗的帝王身份，既然能大动干戈让诸多瓷艺大师们移民京师来建窑烧瓷，自然不会吝惜烧制瓷器的钱财。据史籍和现当代的考古资料乃至馆藏实物表明，北宋官窑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都极为讲究，就如白求恩大夫对医疗工作一样，精益求精，其所选用的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这也当是徽宗对汝瓷胎骨颜色浅淡灰白的一种批判。汝瓷胎体多粉白、灰白和洁白，最上品的也不过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色泽太过清淡而缺乏厚重感。徽宗出于个人的爱好，为使北宋官瓷庄重大气，适合庙堂审美，其在胎体用料的选择上，受东窑入胎瓷土的启发，遍履名窑，颇下功夫，经多次实践检验真理，最后选定铁离子丰富的高岭土做胎，这即史料所载的北宋官窑取土汴东和禹州（阳翟）而非汝州的史实。在制作和烧制工艺上，徽宗汲取和传承东窑胎体配制的精华，为强化瓷釉的变化，使之更增自然色彩之美感，口部施釉较薄，微显胎骨，器足底部露胎无釉，并改汝瓷支钉架烧为支钉支烧和垫子垫烧等多样装窑烧制方法。这样，经烈火烧制，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而由于胎体使用材料烧的改变，为满足胎体的烧制成熟，北宋官瓷成瓷温度也比汝瓷高数十度，且为防瓷釉粘垫子，其作品足底多不施釉，裸胎烧之，其胎体的氧化铁成分在气氛还原后呈铁黑色或黑红色等，故称“铁足”。这一相对汝瓷极富诗意的变化，即北宋官窑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其在区别汝瓷满釉支烧、无色彩变化的同时，也是为北宋官窑瓷器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紫口铁足”的艺术成果，纵然不一定是徽宗个人天才的发明创造，乃得益于当时开封东窑的陶瓷艺术智慧和经验，是徽宗对东窑青瓷烧制工艺一种提升和借鉴，但于北宋官瓷而言，这一典型的艺术特征，实乃表现出徽宗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等内心的意蕴，在北宋官瓷作品上的一种文化的凝聚，体现着徽宗高雅的美学格调，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南宋官窑和哥窑，且被南宋官窑和哥窑全部传承下来。藉此而言，什么叫北宋官瓷？莹莹如玉的丰厚质感是一方面；突破素面青瓷单一釉色的“紫口铁足”也必不可少，因为正是这些美的要素，才构成了北宋官瓷令人心仪不已的典雅和高贵。

　　这里洒家想多说一句的是，目前北宋官瓷较为有心的烧制者，为追求“紫口铁足”的艺术效果，除了沾釉后对口、足进行精心的修饰，特别是每件作品都须擦口外，在烧制工艺上也颇费心血。为了使胎体种上更多气氛，色泽能呈现的更深一些，以利于釉烧时“紫口铁足”的特色更分明，便一改古人氧化焰素烧坯体的工艺，在胎体烧到一定温度后，即进行气氛的还原，并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经验。用这种方法烧制出来的官瓷胎体再用于釉烧，“紫口铁足”的特征也的确更明显，也更容易形成，这个技巧，算的上是一种官瓷传统烧制工艺的改革和进步吧。

　　王者之瓷 社稷神器

　　清代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言：“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并基于宋代五大名窑等难以逾越的青瓷制瓷工艺水平和成就，其心悦诚服地将有宋一代排列为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其实何止于此，在我们今天心怀敬意地仰望宋代五大名窑的艺术高峰时，宋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的进步，使得制瓷工艺更为臻精湛，其传世作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固然是深值得赞颂的一方面；但与之相辅相成且尤具特色的是，自北宋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朝廷自建、内府监管（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专门为宫廷烧制产品的窑口，这种毫无商业功利、纯粹以达到追求精美陶瓷艺术品为根本目的的窑口，不独将中国高古陶瓷的制作艺术推向了巅峰，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其唯美主义、非功利的艺术实践和追求，也实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而开先河者，就是宋徽宗亲躬创建的“北宋官窑”。

　　在徽宗的“北宋官窑”设置之前，虽然也出现了定窑、建窑、汝窑、钧窑等诸多带有贡御性质的窑口，且声誉卓著，享誉天下，代表着当时天下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南宋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也曾记载道，“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直接申明且确认了定、汝两大名窑身负朝廷敕命烧制贡瓷的身份，但这些窑口反过来说，也正如叶寘所言，不过只是 “承命”烧制贡御瓷器而已，因其在“承命”为朝廷烧制贡御瓷器的同时，还要烧制大量的民用瓷器，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以保障其窑口的利润，达到发家致富的事业追求和目的。南宋学者周辉在其《清波杂志》一书中也记述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无疑已说明了这些烧制贡御瓷器窑口的根本性质，朝廷对其直接控制不假，不过总的来说，其本来身份还是民窑，要注重商业利润，烧制贡御瓷器只是其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也即史书上所称的“民代官烧”或“官搭民烧”，所谓的烧制御用瓷器亦即“贡御”的色彩和荣耀完全是受朝廷之“命”才禀赋的，其与徽宗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瓷器艺术品的北宋官窑，以及后来南宋“袭故京遗制”，所创建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三个官窑设置的目的，就是不惜成本地生产御用瓷器，以供朝廷自用，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民用商品的生产，是为纯属官办的、也只为朝廷烧制产品的“国有企业”，当然，这在客观上，其也是被皇帝个人和朝廷垄断的瓷器种类。

　　基于官窑的这种特性，北宋官瓷身份和地位的高贵是显而易见的，非民窑包括承命烧制御用瓷器的各名窑口所能与之相比的。尤其在瓷器作品的设计制作上，官窑专为皇室礼仪需求和文化品位服务的宗旨，就决定了它不会如民窑那样，为了市场利润而必须考虑成本和销路，或考虑是否能为大众所接受，其完全不用理会艺术创作之外的任何事物，只需穷尽其能、发挥才智即可，根本不存在什么值得担忧的销售市场、利润负担以及生存问题。故从选料到制作再到烧成，精益求精，不惜物力和人力，采用最好原料用于生产，追求至高的艺术境界，徽宗所亲自创建的北宋官窑更有着穷奢极欲的表现。而在这样无上优越的条件和创作环境的但保下，大师巨匠云集的北宋官瓷窑口，自是有着惊世的作为，其不仅造型规整，制作精美，品质优良，也将青瓷的制作技术、釉料配制、工艺质量及审美意趣等，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作品所洋溢的雍容华贵的皇家气韵，实乃无与伦比，堪为天下之冠。其实，有徽宗这个才子君王举国家之力亲自主理，北宋官窑在宣政风流的合唱中，若没有美妙高亢的音色和音符，烧制不出高于为生存计的民窑的作品，那就不叫北宋官瓷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官瓷在很大程度上堪称帝王之瓷，代表着中国陶瓷的经典艺术和贵族文化。从窑口的性质而论，北宋官窑乃徽宗也即王朝直接控制而建立的“国有企业”，其仅为满足皇室的需要和徽宗个人对瓷器更高的审美要求，在烧制产品上远非一般窑口那样大规模的成批烧造，只是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徽宗个人的兴趣，在向经典方向努力和追求的同时，时烧时停，不断调整，作品极为精少，罕珍难求，且因其作为专供皇室的物品，毫无流向民间的机会，且在历史上也从没有过作为商品出卖的历史，不要说普通的商贾市民了，即使当时为官朝廷的肱骨大臣，非君王所赐，也是求之不得，故其艺术特征及高贵品位难为一般藏家所知。北宋官瓷有句谚语言：“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能得到徽宗赏赐而识得官瓷的，非侯即相，定贵为朝臣，是统辖一方、“出有车食有鱼”坐江山的肉食者，绝非平民百姓。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无不说明了北宋官瓷的罕珍和稀有，其绝对是仅见于宫中，为世代相传的宝物，世人罕能一见。加之北宋官瓷本身禀赋的珍贵价值，历史上也从没有也不可能有作冥器陪葬的事例，因此历史上大量考古发掘中，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出土的例子。现存的北宋官瓷，基本上都源于清宫，绝大多数收藏在台北和北京两家故宫博物院。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其总数不超过40件，海外虽有几家著名的博物馆零星收藏几件，也尽是当时八国联军的强盗行为所致，是他们侵略中华烧杀略抢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北宋官瓷的艺术品味和尊贵价值可想而知。

　　其次，因为北宋官窑完全为了社稷祭祀等国家礼仪以及徽宗个人的文化爱好和添彩皇宫的华贵、庄严而建，所以烧制的瓷器在造型、装饰及施釉和工艺等方面，不独高度体现着徽宗极高的审美意趣，且严格按照宫廷设计的操作流程及样式进行烧制，作品基本上仿三代青铜器、玉器等古朴典雅的造型，因而北宋官窑瓷器极富宫廷用器的庄严色彩，作品也多为社稷之礼器，尊贵和大气，不仅与民间窑口所烧的日用瓷器迥然有别，其内在的文化含量和气质胸襟也是民间窑口追仿不像的，更说不上民间使用的问题了。当然，也正在于朝廷控制力度的严格和严谨，北宋官窑绝不会象民窑商品生产那样热闹，大兴竞争、大量烧制，以至熙熙攘攘象赶会那样。故相较之下，北宋官窑规模可谓小之又小，存世时间也紧付于王朝的基业，成、住、坏、空全随北宋之兴灭，这在客观上造就了其流星般耀眼而又短促的命运，虽光彩照人，但转瞬即逝。更加之其作为国用礼器，在当时不会任由各窑口窑系随意仿制（直至南宋才出现民间仿制，如龙泉、钧瓷等窑口窑系），且出于朝廷的尊严，非精品可能全部加以毁弃和深埋处理，使得瓷片在民间也很难找到。因此，北宋官瓷纵独具风范，冠绝天下，为王者手笔和社稷之神器，但因其烧制时间的短暂、传世器物及资料的稀少和至今未见窑址的谜团等等因素，这让后人在解读和仰望北宋官瓷这座巍峨的艺术巅峰时，不能不存有许多遗憾和惆怅，乃至产生许多误读及有违客观的臆测，诸如什么官瓷不如被徽宗淘汰的汝瓷，以及什么汝瓷就是官瓷的假说等。

　　再者，作为北宋帝国唯一的“国有”窑口，借用皇权的力量和帝国的金子招牌，为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北宋官窑会理所当然地拥有帝国当时最高的烧制工艺和技术，并且，也注定不乏超一流的陶艺大师加盟其中，这是帝国至高无上的荣誉，况且徽宗本人就是一位稀世罕有的艺术奇才。此外，以国库存有烧不尽的银子之气度，北宋官窑自设置之始，便不同于其它窑口蝇营狗苟对制瓷成本的算计和苛求，其配釉的原料，包括辅佐的玉石、翡翠、玛瑙等，无不是上上之选，且毫不吝啬。比如与汝瓷作品一些薄的几乎露胎的瓷釉对照，北宋官瓷在着釉上，为增加瓷釉肥若堆脂的玉质感，无不是数次施釉，哪里会算计什么釉浆的工本？作品出窑的温润如玉，才是其最高所求。毫无疑问，上好的原料、经典的造型、精到的工艺，以及大师巨匠群贤毕至的风云际会，对完美作品烧成的助益是必不可少的。北宋官瓷釉色幽雅沉静、意蕴深远的美感，以及釉质温润莹澈、肥如膏脂的朴和光芒，乃至大小不一、深浅各异的冰裂纹片，均不乏宝石、玛瑙潜在的光辉和神韵，这也是只作为承命贡御窑口的汝瓷无法与之攀比的美好事物。可以说，北宋官瓷造型庄重古朴，釉色润美如玉，纹片冰裂如波，乃至口沿微微泛紫，足底褐红如铁等清籁幽韵、趣雅拔俗的典型艺术特征之形成，大师深厚的功力和制作工艺是一方面，上好的釉料配比及珍贵的辅佐性原料的不吝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后世许多仿造者一直未能超越北宋官瓷的艺术高峰，或者不能抵达北宋官瓷的精美品质，其主要原因，在未谙北宋官瓷烧制工艺精髓的同时，也多出自配釉原料的选择和不吝使用上。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金刚钻，休揽瓷器活”，精打细算地舍不得用料，特别是追求成本的降低而谋求最大的商业利益，又何以能烧出令人为之倾倒的艺术珍品呢？藉此而言，北宋官瓷之惊世创造和不朽的艺术，也非徽宗这个奢侈不已的花花帝王出手不可：“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啊！

　　宋代五大官窑鉴定

　　宋代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处于空前绝后的水平。宋瓷是宋代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两宋文化的一朵绚丽的奇 葩。宋瓷在当 时的海外贸易中，以成为风靡世界的名牌商品。 宋瓷有民窑、官窑之分、有南北地域之分。所谓官窑，就是国家中央政府办的窑，专门为皇宫，王室生产的用瓷：所谓民窑，就是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 瓷。 官窑瓷器，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点，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而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要考虑成本，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但并非没有精美的艺术产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宋瓷窑场首推五大名窑，即汝、官、钧、哥、定。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在河南汝州神垕镇（一说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因此而得名。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 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 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 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瓷器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即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这是北宋官窑 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民窑。始建于唐，兴盛于北宋，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故称为定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色润泽如玉。黑釉、酱釉称为"黑定"、"紫定"，也别具特色，制作精湛，造型典雅。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 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哥窑是宋代南方五大名窑之一，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哥窑瓷胎体有厚有薄，釉主要有粉青、月白、米黄数种，釉面光泽如肤之微汗，是为上品。器形以洗、炉、盘、碗为多。

　　北宋官瓷鉴赏要领

　　一、北宋官窑的缘起：北宋官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乃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和缺缺陷，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口窑系的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投资兴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二、北宋官窑创建时间：北宋官窑大约创建于我国北宋政和年间，南宋学者宋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道：“政和间，京师(今河南开封)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另一学者顾文荐在其《负暄杂录》中也有关于“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

　　三、官窑定义：窑口乃朝廷举国家之力投资的“国有”企业，其生产关系为：“朝廷置窑、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所烧产品唯供朝廷使用，不在市场流通，罕珍和稀有，常人难以见到，更遑论什么收藏了，一如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所言：“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

　　四、北宋官瓷的器形：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造型通常以仿青铜器为主，是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 的一部分，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加上徽宗本人艺术王者的身份和爱好，故北宋官瓷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主要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形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

　　五、北宋官瓷的釉色：北宋官瓷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常见有天青、粉青、月下白、炒米黄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明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也道：“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釉色有天青、翠青、月下白、大绿。粉青为上，淡白次之”。

　　六、北宋官瓷的釉质：由于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添加有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这也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它窑口不能仿造到位主要原因。在烧制过程中，按器形的要求，北宋官窑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进，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器物受力更均匀，使得胎骨也更坚挺，从而为釉质更趋淳厚、匀润创造了条件，真正达到了肥若堆脂，抚之如缎似玉的，攥之仿佛出油的艺术效果。

　　七、北宋官瓷的开片：北宋官瓷釉面的开片，得益于其独到的工艺，所开片纹极富节奏感，如水波粼粼，晶莹剔透，开片不仅流畅，且小器也可开龟背大片，纹如鳝血，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尤其是北宋官瓷釉下幻放开裂的梅花冰片，更是一绝，其大小不一，花片相叠，全器盛开，神妙之处竟能多达七层以上，真如梅花绽放，绝对鬼斧神工，美至极致。此外，其还有一个值得申说的特点是，此梅花冰片真有冰的特性，遇水则冰融，冰状梅花隐而不见，水干则冰现，朵朵冰花棱角分明地满器绽开，神乎其神。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北宋官瓷的鳝血纹为上品，如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就说“（官瓷）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八、北宋官瓷的“紫口铁足”：北宋官瓷“紫口铁足”的艺术特征，是徽宗对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开封东窑制瓷艺术精华的汲取和借鉴。其选用含铁量极高的瓷土制胎，与汝瓷含铁量较低的胎质有极大的区别，这种含铁量极高的胎体经高温还原烧制，胎骨颜色泛黑紫，故作品器物口所施之釉因微有下垂，致使内胎微露，便产生了出“紫口”特征，而足底无釉之处，由于气氛还原，则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此突破青釉瓷面所形成的独负神采的“紫口铁足”，堪称清籁幽韵，趣致拔俗，令人畅心悦目，其在区别汝瓷满釉支烧、无色彩变化的同时，其独特风韵也是为北宋官窑瓷器最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

　　九、北宋官瓷总体艺术特征：北宋官瓷外观的总体艺术特征可概括为：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龟背，色如鳝血，釉面莹莹冰片极富美感，且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红如铁。作品观之神韵内蕴、质朴无华，不独无什么精美雕饰和装饰，也更无什么艳彩涂绘，其完全凭藉自身釉色和幻放的纹片之美抵达其冰清玉洁、神韵天成的美学境界。

　　十、清乾隆帝为北宋官瓷所赋诗句：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瓷珍以孤。

　　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

　　合赠何人合长吉，苁花得句负奚奴。

　　——乾隆壬寅新正御题

　　中国陶瓷奇葩——北宋官瓷

　　七朝古都开封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厚，北宋时期达到历史的巅峰。由于皇室的推崇和文化的繁荣，陶瓷文化呈现了五彩缤纷的图景。其中北宋官瓷雄冠宋代五大名瓷之首。

　　早在1107年宋徽宗在京师开封自置御用窑炉，总结历朝制瓷经验，不惜工本烧造青瓷，使青瓷技艺辉煌北宋。

　　北宋官瓷主要仿青铜器为主，造型古朴庄重，素纹自然淡雅，物象润泽大气。器色以粉青为主调，次之月下白，炒米黄有绿青色。器身有鳝色纹、牛毛纹、铁线纹、全体纹。器身开片有龟背片、冰片、梅花片。器物胎为香灰胎，黑胎（金刚胎）。器物口为紫口，底黑红色为铁足，故称“铁足紫口”。

　　北宋官瓷传世品非常稀少，约50件左右，它只在皇宫内院存玩，不在市上流通，是皇家赏玩的青瓷，加上十分难以烧制，因此倍加珍贵。现在烧制的一件高品位官瓷也要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随着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北宋官瓷在人们心目中有了越来越高的位置，市场经济价值看好。

　　北宋官瓷是我国青瓷的巅峰，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我们研制的北宋官瓷填补了五大名瓷的空白，具有典雅高贵的气质，在展览和家庭中观赏把玩，可增进文化修养，培养审美情趣，提升人生品位。

　　北宋官瓷传世极少，所以现在烧制的高品质北宋官瓷成为收藏佳品，世界各国博物馆都在寻求收藏，家庭收藏也渐成热点，具有较高的升值空间，也是馈赠品、礼仪品，和现代旅游纪念品之优选。

　　宋官瓷关于“纹犹鳝血裂冰肤”的艺术特征的精确提炼和概括，乃来自清乾隆帝赞叹北宋官瓷的一句优美诗句，其言北宋官瓷的瓷釉开片，不仅纹如鳝血，且随着鳝血纹路的开裂，还同时形成一如冰镐振冰、冰片莹莹的纹裂“冰肤” 的艺术效果。此诗也是乾隆帝鉴赏艺术品的得意之作，对北宋官瓷的艺术特点把握的很是到位，颇显才华。提起乾隆帝，就眼下其名声火爆的现状，不能不说两句感言。如今从康熙大帝到所谓的乾隆盛世，以及早已地下作古的大清帝国的历代霸主和天朝的贪官污吏，可谓红极一时，灿若明星，被小李子、小桂子之流没有牙的文人用戏说的方式推崇到了极致，通通列入了“伟光正”系列，特别是有个吃耳光的教授，更把他大清帝国亲亲的皇阿马捧成了神灵，象文革为人罗列罪状一样为他亲亲的皇阿马罗列了十大丰功伟绩，且大言不惭地公开宣称，他一个亲亲的皇阿马的功勋就超过米国全部总统对社会的贡献。洒家所知道的是，在他的亲阿马采取野蛮手段由强盗变成中原王侯之时，俄国的彼得大帝虽然也采取野蛮手段实行铁血统治，却在社会的发展上，颇有头脑，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所憾的是这个吃耳光的教授没能看到，他亲亲的皇阿马的大清帝国为了独享盗贼之果，自然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致使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开始自闭、自恋，并进而被迫自宫，从此没落。当然，也幸亏我们天朝不设“靖国神社”，否则，耳光教授不把他全部亲亲的皇阿马捣鼓进去让人叩头朝拜那才叫怪。不过，虽然我们天朝不设“靖国神社”，但不知为何有那么多孝子贤孙，视奴役自己先人的窃国大盗为英雄豪杰，整天致力于去发现满清统治中国时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哪些丰功伟绩，似乎他们的祖先成为满清人的奴隶是一件光荣无比的事。随着各类电视媒体强大的洗脑宣传，让人们时时感觉和认识到，满清吾皇永远是皇恩浩荡、忧国忧民的，是人民的大救星，朝廷中纵出些敲骨吸髓的腐败分子，那也是贼子们个人的事，将这些贼民鼠辈象打狗一样当众打翻，反倒更衬托出吾皇的英明神武和仁厚爱民。仿佛大清帝国种族屠杀、大兴文字狱、大搞流氓统治乃至最终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等祸国秧民的事迹均无上英明，是中华所有民族的骄傲，应该万岁万岁万万岁。反正只要打开电视，银屏上几乎充斥满了脑后扎根猪尾巴口称奴才的满清幽灵，这强大的广告效果也真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据说就连动物园的一只荷兰猪，电视可能看的次数多了，吃起食来也会哼哼唧唧地叫乾隆的名字，形态古怪之极，让人不可思议。说真的，连猪都知道乾隆的大名，地下有知的乾隆帝，一定会为此高兴的小眼笑成两个黑窟窿，到如今还有这么多急着当奴才的孝子贤孙为朕歌功颂德，实乃证明大清帝国的奴化统治英明正确的很啊！如果这具老枯骨能坐起来，说不定也会如为北宋官瓷赋诗一样，赏赐那些以舔痔吸浓为能事的鹰犬们两句，让其奴才大名传扬千古。因为在极端的功利化、流氓化方面，乾隆帝可是一个与蔡京之辈不相上下的才子高手啊，眼沙特亮。

　　这的确不是吹牛，描人状物，乾隆帝还是颇有两下子的，其为北宋官瓷赋诗，就足见神韵。说起来此诗也是其对艺术品欣赏之中颇显才华的放笔佳作。大清天朝之时，非如北宋得之五代暴虐之乱的零落版图，清王朝得益于大明曾经一统江山的泽惠，再加上其祖上金戈铁马的趁势扩张，登基称帝后的乾隆，纳入他统治下的版图，确确实实已远过于北宋。自然，沦为其强权下的奴隶也因此比北宋人民多了许多。毫无异议，版图大了，奴隶多了，这更有利于他对天下珍宝的掠夺、搜刮和占有了。何况乾隆本是个有强烈占有欲的帝王，江山美人，金银珠宝，这些富贵的标志和享受，无不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但值得回味的是，拥有天下无数财宝的乾隆，虽然宝贝可车载斗量，或许一辈子也欣赏不尽，但其对北宋官瓷却情有独钟，并青眼相加，其所颂诗篇便多达十余首。从这一点来看，北宋官瓷在其心目中的优越地位，也当一目了然了。

　　话说回来，能得乾隆帝的珍爱，北宋官瓷的自身品质也必有其出类拔萃之处，这是无容置疑的。这里暂且不论这种出自帝王手笔的陶瓷艺术，如何先天禀赋有皇家之贵族血统和尊贵的文化烙印，仅其吸收大量传统的陶艺精华，在综合当时诸大名窑和窑系工艺优点之上的创造，就足以称雄陶瓷艺术之林了。俗语所言：“家有万贯，不如官瓷一片”，当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价值评判与写照。也确实，这个出身皇室，自创世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唯一没进入市场上流通的瓷器，也只供朝廷专用，至多赏赐别立功勋的属臣一、两件而已，一般臣民非帝王所赐，根本不允许其拥有，无论是多么大腕的商贾和财主，想要收藏一件，实乃万万之难。故北宋官瓷向有“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之说，来形容北宋官瓷作品的玩赏和收藏范围极小，仅局限在帝王将相圈子内，成为一种地位和权势的象征。乾隆为此还专门题有“当日官窑禁外用，岂知庙市货寻常”之诗句，赞叹北宋官瓷庙堂独享的气象。此外，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言北宋官瓷之稀有罕见。确实，不粘一点商品气味的北宋官瓷，于一般平民百姓来说，实乃不敢想象的宝物，其罕珍程度由此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根基独厚的北宋官窑瓷器，特别注重本身的釉色美，且徽宗更在诸名窑的施釉技法上加以改造，创制出一套严密的多次施釉技艺，令其凝厚的釉层独树一帜，并影响了北宋以后几乎所有青瓷系的窑口。前文已述，在烧制北宋官瓷具体的操作工艺上，徽宗采取先素烧胎体，然后按特定的工艺，进行完美的多次施釉来追求釉的质感，以其自身凝厚的玉石之美来成就作品的厚重、庄严和大气。如此一来，往复数次的施釉，使得釉层厚度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肥美如玉；不仅如此，在徽宗的审美要求下，北宋官窑瓷器多为质朴无华的素面，既无精雕细琢的装饰，又无色彩艳丽的描绘，完全仿照《宣和博古图》中关于古青铜器和玉器等筋骨挺拔的造型，以古朴的凸凹直棱或弦纹来加强胎体的硬度和表述其自然之美。而肥釉坚胎，在烧制过程中二者的膨胀系数又不相同，胎体的膨胀系数大于釉面，经过高温煅烧，加之北宋官瓷胎体中的助融元素成分的含量较其它窑口的含量高，这样釉面在冷却后自然会开出大块冰裂纹路，并随着这纵横交织的大冰裂纹片，又逐渐破裂出层层叠错的细密的小冰片，使瓷器在彰显出万千天成的神奇图案的同时，还隐约间折射着钻石般晶莹的光芒。这令人观之如痴如醉、奇美自然的艺术效果，犹如三九严冬玻璃窗上一夜间成就的奇妙冰花，如梦如画，宝光粼粼，温润而细腻，仿佛一篇篇无以比拟的美好诗篇和传说，且抵达了小器开大片的艺术神境。此艺术特征一如明代学者谷应泰在其《博物要览》中所言：“官哥二窑，时有窑变，状类蝴蝶禽鸟麟豹等像，于本色釉外变色，或黄或红紫，肖形可爱，乃火之幻化，理不可晓。”其“肖形可爱”绝对真实不虚，北宋官瓷纹片经烈火窑变开裂的确实“状类蝴蝶禽鸟麟豹”之形像，而且朝夕观之各异，变幻莫测，实乃“理不可晓”，但是，至于北宋官瓷“本色釉外变色，或黄或红紫”，亦即开片纹路为何会出现醒目的鳝血之纹或金丝铁线？而依附鳝血之纹所开的细密冰片为何又晶莹无色？最终使其作品展现出让人难以理解的红线串冰凌之奇幻的艺术神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秘密？其实，北宋官瓷这种“纹犹鳝血裂冰肤”的艺术特征，以洒家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心得而言，非“火之幻化”所成，是为北宋官瓷的一种独有的操作工艺，不是一般专家学者论述的那样，言是由于北宋官瓷胎体在高温还原气氛下，氧化铁离子在高温中发生窑变，后经漫长的岁月，氧化铁离子渐渐渗出，所以才将开片纹路染的猩红，色如鳝血。这种推论看似颇有道理，其实不然，否则，为何所裂的层层叠摞的细密冰片不呈鳝血之色？难道氧化铁离子是神机妙算且又懂如何惬人心意的美学精灵？只选择在大纹路上渗出，而理智的放弃所有细密的小冰片？这显然是说不通的，经不起人们的推敲，是其未在窑口亲自烧制实践，才会有如此背离客观经验的想当然之说。北宋官瓷的鳝血纹，实际是人为的一道染线工艺，其传统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北宋官瓷作品出窑后，在其开片的第一时间，窑工便将作品投入配好的染料中，使用加热煮沸的方法染色，因为瓷器所裂的纹片，受热后便于染料的渗入，这也是对物理学上热胀冷缩现象的利用，没有什么太神秘的技术问题。所用染料的材质，一是用碾磨成粉的含铁量较高的铁矿石直接染色；再者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主料为鳝鱼血等红颜料，辅料为石榴皮和茶叶，掺在一起加热实施染色工艺，瓷器经这种配好的染料煮染，鳝血纹便染成了，捞出来后擦拭干净就任其随便开冰片吧，多多益善，越细密越有情趣。不过，目前所用的染线工艺，乃一些非传统的染色方法，工艺更简单，直接用赭石色国画颜料或宣传色颜料，将其涂在瓷器上，然后用干布擦拭进行染线即可，操作方便之极。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如今还有配制化学原料进行染色的，其中最简单的配方分别是高锰酸钾兑红糖、墨汁，以及碱性橙兑红糖或赭石颜料、墨汁等，反正是怎么得心应手怎么来，没什么国家或行业标准，但有一点必须共同遵守的是，在染线时，无论用何种方法，均要选择在瓷器开片第一时间进行操作，否则，开片时间长了亦即行家所谓的“开老了”，再去染线，染出来的只能如哥窑瓷器一样，成为“百级碎”了，也便没有北宋官瓷“纹犹鳝血裂冰肤”的艺术神韵了。哥窑“铁线金丝”的染色工艺也是如此，使用墨汁也要求在第一时间先染“铁线”，而后等瓷器纹片开老了再染“金丝”。在具体的工艺上，只要将“铁线”染在瓷器开老之前即可，“金丝”则可根据要求的细密程度酌时染之。不过，相较于鳝血纹，“铁线金丝”的细碎纹还是为下，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也是这样评价北宋官窑瓷器的：“冰裂鳝鱼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从北宋官瓷的艺术特征角度而论，“纹犹鳝血裂冰肤”之美，也堪为徽宗对中国青瓷的一项极富诗意的贡献和创造。不难想见，北宋官瓷粉青色或月白色玉润的光芒中，开裂成龟背片的鳝血纹路，在“紫口铁足”的艺术包围间，又一次直接突破了青釉单一的色彩，恰似春水投石，波纹乍起，灵性顿生，加之细小的冰片点缀，这青釉红线、线挂冰莹碎片的艺术奇观，绝对是鬼斧神工，天成大美，这也是北宋官瓷与其它名窑的瓷器不共之处，堪为鉴定北宋官瓷一个典型的特征。虽然哥瓷也有染线工艺，并传承北宋官瓷，将北宋官瓷极少用的“金丝铁线”工艺发挥成为其代表性的特点和特征。然而，哥瓷的染线，相较北宋官瓷，在审美上还是有相当的差距，艺术效果也不可能在一个层次上。哥瓷是先用墨汁染大线，待釉表面开片基本稳定后，再用调制好的金黄色颜料浸泡染碎线，这样染成的作品，现出满器“百级碎”的杂密纹路，太过于凌乱和花招，直接破坏了青瓷本身应该故有的朴素和淡雅，岂怎能与北宋官瓷“龟背鳝血纹裂冰肤”的艺术美感相比？清丽的阳光斜射的静室中，守着一颗平淡的心灵，北宋官瓷的“鳝血、冰肤”，绝对疏淡有致，其朴中见华，美乎其美，将更加神采奕奕地凸显出北宋官瓷的高贵和典雅。包括官瓷未创世前，曾经在青瓷系列中“为魁”天下的汝瓷，细观釉面也不过附着一些不见色彩的细密的蝉衣纹，非近观难以辨识，因缺少这一染线工艺，只能毫无变化的素面朝天，其纹片当然不足为奇。

　　对天下艺术珍宝觊觎不已的一代君王乾隆帝，喝着小酒，把玩瓷艺如此精绝的瓷器中至尊之品，那得意洋洋的自傲神情可想而知。确实，历金、元、明数百年你死我活、窃国改朝的惨烈战争之浩劫，基本上早已毁于金兵攻陷东京汴梁的北宋官瓷，其珍稀作品能传到遥远的清代，实已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罕有难得。或许也幸亏赖于皇宫高屋大厦、人间天堂般的紫禁之城和其铁桶般禁地的收藏保护，这极易破碎的美好事物才能在腥风血雨中传承下去。从乾隆帝题诗落款的时间可清晰地遥想到，大清帝国壬寅年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将明朝的紫金殿全部改制为自家独有股份公司的乾隆帝，打量这抢到手的无数珍宝，老家伙太明白窃国者王以及枪杆子里面出什么权这些伟大真理的现实意义了，还是当拥有天下的皇帝好啊！否则怎能享有这么珍贵的财宝？更休论什么财富美女了。是时，在春阳清清的照彻下，北宋官瓷令人炫目的光辉于乾隆的目光中冉冉升起，这惊心动魄的艺术的一瞥，深深地植入其对美惊颤的灵魂，远远超越了帝王将相们酒与色庸俗的快活。乾隆帝诗兴大发：“小二子，研墨备纸。”口称奴才的小二子做狗状前手着地“喳”的一声，迅速将乾隆所需物品准备齐当。面对北宋官窑瓷器温润的光芒，二两小酒拿头的乾隆帝笔走龙蛇，留下了他对北宋官瓷艺术品质至高的感悟和敬仰：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

　　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

　　合赠何人合长吉，簪花得句负奚奴。

　　诗句沉着从容，娓娓道来，极其干练地将北宋官瓷青玉般朴和以及鳝血纹、裂冰肤的静美典雅、温润、且粉青色质朴吉祥等典型的艺术特征一览无余。此诗在描境状物和对北宋官瓷艺术品质的把握上，独有心得，不愧一大诗人的手笔。这里既说到诗人，不妨再赘言一句吧，若论乾隆帝能诗善书的文化功底，确属上乘，其不仅一生诗过万首，且还能写出这样恰如其分评说北宋官瓷的诗句，足见其不凡的诗歌功力，但纵然如此，其也只能和蔡京之流相较，根本没资格与徽宗排放在一个层面上，这不是学问高低的问题，关键在于对文明和文化自身的尊重上。徽宗从不以言之罪，从不以言去消灭文人的个体生命，且甚为礼敬天下文人，创造出一个大师与巨匠的文人时代；乾隆则反其道而行，屡兴文字狱，大开杀戮，诛灭文人九族，对有良知的文人恨不赶尽杀绝，手段残忍和下流之极，为世所罕见，其大肆张扬封建专制的邪恶暴力，也只能缔造出一个少见铁骨、人人自甘堕落的奴才时代。乾隆这种为人性格，除了与老蔡之类的流氓法门比较相近，哪有一点徽宗文化大师的胸襟！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分别所在。

　　聚沫攒珠与浮珠沧海

　　北宋王朝在徽宗代迅速抵达崩溃的边缘，除却外部敌人金人的野蛮、凶残和贪婪外，于其王朝自身而言，主要原因在于其内部分赃集团的不和，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忠于伟大领袖，都能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但实际上，徽宗所任用的这群宝贝，相互之间对争权夺利、推诿责任、陷对手于不义等下流事物，无不身怀绝技且兴致高涨。遗憾的是，徽宗又偏是个喜欢小人献媚和告密的好大喜功者，根本没有什么是非标准，更不用说鉴别君子小人了，只要能为所欲为，老子天下第一，便是皆大欢喜的太平盛世了，这玩主哪会有什么危机意识？而任由一群小人窝里斗，不计内耗，实力再雄厚的公司也撑不了几年，北宋王朝最后树倒猢狲散，败于野蛮的金兵，实乃是注定的结局。

　　在这群分赃集团的宝贝中，艺术宝贝蔡京总理自持八斗才学，尤其看不起靠踢两脚球发迹的小混混高俅。也确实，那时还没有世界杯，踢球还纯属一种游手好闲的玩乐行当，踢球的队员根本没有什么鼻孔朝天、恍若大人物的明星感，更不用说藉此去泡妞、闹事和打架斗殴了。可徽宗竟让这个足球宝贝当上了国家军委主席，甚至比下苦功夫精读厚黑学的蔡京还高二指，这怎能让蔡京总理咽的下这口气？好歹人家老蔡也是读书人，与高俅之流为伍，实在太有辱斯文了。因此，联合徽宗身边的阉党红人童贯等排挤高俅，蔡京总理一直是不遗余力。

　　高俅原名高毬，乃毛边加个是求的求。老蔡真不愧是读书人，一看高毬的毬字，立马有了主意。在童贯的陪同下，老蔡故作忧国忧民状，语重心长地告诉徽宗：高毬的毬，很不吉利，毛包着个求，应该属禽兽之流，陛下安置这个人在身边，实不利于陛下和国家，赶快将其调离才是上策。徽宗一想，是这个理，怎么能留个禽兽在身边呢？于是便打算将高毬从京师弄到地方上去发财。高毬也有耳目，一听说自己的毬字被老蔡说成了禽兽，恼羞成怒之后，立即跑进宫去见徽宗。这小子故作忠心耿耿状，理直气壮地告诉徽宗：俺高毬的毬字，从今天改成单立人的俅了，单立人，顶天立地，助陛下永享太平。徽宗一听就乐了，绝对是这个理，其实他也真舍不得这个足球宝贝走，因为高俅这小子不但足球踢得好，还是一个很有两下子的气象专家呢。

　　高俅预报天气，其实也就是预报何时下雨，很有些神通，比现在想说实话却经常说不准的气象台，预报的还准。高俅的这个法门，让蔡京总理怎么也搞不懂，要说高俅遛个墙角偷看个厕所，打个小孩骂个老婆，是这小子的特长，但何时下雨这么高深莫测的学问，这小子竟能通晓并事先知道，太他妈的怪了。其实，何止是老蔡，徽宗也纳闷，以高俅的学问，来个黄段子还说得过去，可他确实对何时下雨独有感应，且屡报屡验，功夫了得。蔡京和徽宗一嘀咕，两人决定搞个究竟，尤其是蔡京，总想找个机会趁机撩翻高俅，当然更是不遗余力。于是，先是侦查员后是特务，或者说不定美人计也用上了。不过，虽蔡京和徽宗不少忙活，但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未发现有高人指点高俅，二也未见高俅搞什么封建迷信的邪教法术。老蔡和徽宗没劲了，看来高俅真有预报天气的才能和天赋。徽宗心痒难挠，在认定这绝活是高俅个人的智慧后，便花酒招待，以自己也想学这个法术为名，非让高俅传授不可。高俅实在推不过去了，只好说了实话。原来，这小子哪懂什么天文气象，他之所以能准确的预报下雨，完全赖于徽宗赏赐给他的一个北宋官窑烧制的香炉。高俅告诉徽宗，他天天把玩这个香炉，只要这个香炉返潮出汗，三日内必定有雨，灵验的很。徽宗一听，当时就傻了眼，这哪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纯属瞎猫碰上了死老鼠，该人家高俅云天雾地的吹！

　　北宋官瓷能测知何时下雨，绝不是故弄玄虚，其实，许多优质的瓷器包括一些好的陶器，都有这样灵验的功能，只不过北宋官瓷胎坚釉厚，在感觉上较明显一些罢了，说起来也一点都不神秘。北宋官瓷在烧成过程中，为使胎骨坚挺，能承受一定的重量，其作品在烧制工艺上是先用900- 1000℃的温度烧胎，而后再施釉，且常常三次以上施釉，使得釉层较其它名瓷的釉质都厚的多，所蓄氧分子当然也多。入窑开火后，经氧化焰的煅烧，在这些至肥至厚的釉达到熔点沸腾前，其釉中杂质已被烧除干净，随后便稳火进行缺氧的强、弱气氛还原，窑炉在产生的窑压作用下，迫使烈火生成的一氧化碳分子钻入釉内，与釉中所含的氧分子结合，将氧化剂多的三氧化二铁（Fe2O3）还原成氧化亚铁（FeO），加之北宋官瓷釉的粘性过强，气泡不易发挥，这便使得釉层中出现无数细密的气泡，且难以在窑压下发挥出来，其形态如沫如珠积攒在一起。其实，也正缘于这些细密气泡的存在，可以折射和改变光线，才产生了北宋官瓷温雅如玉的质感，消除了那些由氧化火焰直接烧成的琉璃质感和与其相辅相成的贼光。这里值得一说的是，攒珠二字的含义就好像是把一个个形如珍珠的气泡堆集起来，并使这些釉下堆积的气泡有立体感才叫攒珠，这些气泡可用活灵活现来定义，非其它窑口的作品那样，虽也气泡密集，但直观上是一种平面的集合和排列，缺乏生动的立体感。徽宗当年称这些釉下晶莹剔透的细密气泡为“聚沫攒珠”，其祥和光辉，别有一番含蓄柔和之美，是为北宋官瓷一种极为美好的事物，这也是鉴别真正的北宋官瓷乃至包括区别汝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汝瓷胎轻釉薄，高温中釉料和坯体析出的气泡少，难有“聚沫攒珠”气象，故只有“寥若晨星”之称）。最为精绝的是，有些气泡在吸收了其它“沫沫”后，体积膨胀，且在高温下浮向釉表，极富动感，仿佛要被气撑破一般，但实际上完好无损，恰似灿如清湖的釉面上，明珠凸现，神采奕奕，极尽天然造化之美。对这一令人惊叹不已的神形，徽宗也为之赋予了一个优美的称谓，名曰“沧海浮珠”，这当然是北宋官瓷独特的瓷釉配比经还原气氛烧成工艺所创造的奇迹。抚之若玉，攥之出油，天造神化，可谓灵性百倍。高俅以如此美妙的神器做报雨器，实是其对北宋官瓷爱不释手的结果，其能预知晴雨，了解了这些，也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天成宝物，蓄天地之精华，其灵光湛湛，实乃真实不虚。

　　关于北宋官瓷釉下的“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说到底就是高温煅烧下气氛还原的一种表现，通过铁的还原来呈现粉青的釉色，也是一种特有的“窑变”。其形成机理，理论上是为釉层液——液分相的结果，所谓的“液——液分相”，简单说就是瓷釉在连续的玻璃基质中悬浮着另一种液滴状玻璃，这种微小的颗粒学术上称为分散相，有些专家也称其为第二相粒子，可起到一定的乳浊和折光效果。因此，这种“分相”抵达的境界，就是含蓄温润的乳光及如缎似玉的质感。说白了，北宋官瓷釉层液——液分相的形成，其实就如前文所言，其主要功能也就是使得氧化火焰直接烧成的琉璃质感大为减少或消除，在对三氧化二铁进行还原后，达到一种美玉般乳浊的艺术效果。当然，关于北宋官瓷釉层液——液分相形成理论的研究，是一较深奥的学术问题，关系到北宋官瓷瓷釉最终烧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非几句话所能够解释清楚的，且至今仍有许多研究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总的来说，其形成机理是和北宋官瓷釉料配比的化学组成及精到的烧制工艺分不开的，在直观经验上，北宋官瓷釉层中的“液——液分相”，就是在还原气氛下，形成瓷釉的析晶和乳浊，其在釉层中的表现，与“聚沫攒珠”息息相关。故而，再回到北宋官瓷“聚沫攒珠”的烧成上，其功效和艺术特征就容易理解了，至于北宋官瓷瓷釉中由“沫”到“珠”的分别和变化，实乃是一种烧制程度的递进，基本上取决于烧制温度的高低以及釉层的厚度。在通常情况下，因北宋官瓷的烧成虽较汝瓷的温度高，但为了追求瓷釉的亚光和玉质感，也是尽量慢烧和生烧，所以一般以“聚沫”为多，“沧海浮珠”的情形十分少见，不像钧瓷那样，烧成的温度高，釉下多以“沧海浮珠”为主要特征。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钧瓷传统工艺烧成的作品，因为“沫”和“珠”都是高温下气氛还原的结果，不用还原气氛烧制，温度再高，釉下也很少会出现“聚沫攒珠”和“沧海浮珠”的。如今有些钧瓷的窑口，使用上世纪80年代禹州钧瓷厂经科研攻关研制出的一种氧化焰的新工艺，其在烧制作品时，采用在釉料中事先加入固体碳化硅（SiC）做还原剂，然后使用氧化焰将作品烧成。这类作品，釉下尽管出现类似冰花的结晶图案，釉色和釉质也近似还原焰烧成的作品，且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烧成率，不过，想让其形成“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的艺术效果，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汝瓷因较北宋官瓷的烧成温度还要低，且釉水稀薄，故基本上不会有“沧海浮珠”的特征，除非脑子有病，加火烧过头，以追求“沧海浮珠”为目的，不怕将作品烧成玻璃瓶，那就另当别论了。

　　总的来说，虽然“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主要取决于烧制温度，但于北宋官瓷独特的制作工艺而言，却还有通幽的曲径，此实为北宋官瓷制作艺术的精华。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其所选用的优质原材料，均需经几度夏日暴晒，秋雨滋润，冬雪冰浸和春日软化的过程，而后才配以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碾磨粉碎，并过筛成粉，进而水激池澄，掐取中部精炼的瓷泥再千锤百打，反复揉搓，使之化为“绕指柔”，才进入下一道工序。不过，此选料练泥用于北宋官瓷最后制作烧成的工艺，远不不止于此，一般追求高品质的名窑，纵然没有北宋官瓷制作工艺细腻，但在练泥上大多都会往这个方向努力。北宋官瓷与其他窑口、窑系制作工艺不共的是，已经炼制成“绕指柔”的瓷泥（特别是釉泥），还不得使用，还需经成年累月闷制、沤泡，才可使用。这等漫长的练泥工艺，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它窑口不敢攀比的，更遑论还加入翡翠、玛瑙之类的玉粉了。自然，以此熟泥所制瓷釉入火，一如变死面为发面，其必会影响瓷釉中的“聚沫攒珠”与“沧海浮珠”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一些善于投机取巧的陶瓷大师们，智商很发达，但却不在瓷釉配比、炼制瓷泥和烧成工艺上下功夫，竟别开天地，极具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消光神技。清一色氧化火烧出来的色釉琉璃瓶，一个个的经化学酸剂（主要是氢氟酸）一泡，琉璃贼光便被一洗而去。拿出一只，猛的一看，好家伙手艺还不错，色呈亚光，有些玉的感觉，但再拿出一堆都是一个德性、一个颜色，这就让人怀疑了。没有窑变，不是还原气氛烧的吧？拿到手中用放大镜一照，真相便出来了，釉面被酸腐蚀的遍布细密的麻点，哪里有什么“聚沫攒珠”，就更别想“浮珠沧海”的蜃景了。这种被化学酸剂烧死的瓷器，也绝不会再有什么灵性了，就是搓碎揉烂，也休想让其出油出水。高俅那老小子当年要是遇到这些做旧造假的大师创作的“北宋官瓷”，别说是准确地预报下雨了，攥着这些经过酸洗的瓷器，就是大雨淋头，可能都不知道所以然，老小子不被这些伪大师给气死那才叫怪。

　　紫口铁足

　　徽宗置窑烧制官瓷艺术作品的北宋官瓷初级阶段，据专家学者考证和推论，其窑口当时不仅汇聚诸多汝瓷大师，窑口的各道工序也基本为诸多身怀绝技的汝瓷工匠所掌控，致使北宋官瓷从制胎、配釉、到入窑烧制，在这些大师级的工匠师傅们的具体操作下，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汝瓷的烧造手法，所烧制的作品大多也是对汝瓷优秀工艺的继承和发扬，故而有北宋官瓷乃引入汝瓷制瓷精华之说。尽管梅花冰片的成功问世，在瓷釉和胎体的厚重程度上，对汝瓷有相当的突破和超越，且所开的冰片是向以蝉衣纹细纹片著称的汝瓷从未有过的奇迹，但工艺上乃至胎体配方的变化和烧成工艺上，最初均无变革的记载，仍是汝瓷香灰胎体及满釉裹足支钉架烧的方法和工艺，未脱汝瓷传统制瓷工艺的巢臼。这里并非是说汝瓷的配方和烧成工艺不好，不值得去效仿，恰恰相反，那时汝瓷虽为徽宗所废，停止了其贡御的历史，但其仍不失为当时中国青瓷的佼佼者，不独有“汝窑为魁”（南宋叶寘《坦斋笔衡》）的盛誉，至南宋还“近尤难得”（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十分稀有珍贵。然而，徽宗于京师汴梁自置窑亲自烧造瓷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稀松平常地去复制被他自己淘汰的汝瓷，而是在很大意义上，为了克服汝瓷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使之富有一种庄重大气和雍容华贵的气质，以合乎国仪之用。说的狂一点，徽宗自设官窑，本身就有自立门户的意味，他当然要自成一家，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有别于民间窑口的官窑。这种豪气和傲气，也是所有自命非凡的艺术大师们的自傲和自尊，更何况是拥有天下的徽宗。显然，胎体近似汝瓷，釉色也与汝瓷相近，支钉疤痕又完全等同于汝瓷的产品，这等情形，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徽宗心满意足的，这离一个超级高手的艺术追求当然还有相当的差距。故在对梅花冰片的新奇成就袋鼠般雀跃欢喜之余，徽宗已意识到亟待解决的艺术问题。堂堂的帝王之窑，又无成本之虑，怎能完全仿制汝瓷工艺而没有一点区别和进步呢？这当然不合自己的初衷，虽瓷釉的开片有所变化，层层相叠，是过去汝瓷没有过的事物，但釉色的变化还不丰富，没有在品类上达到至高的艺术效果。而要改变这一切，尽可能克服汝瓷烧制工艺难以克服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在借鉴和发挥发挥汝瓷制瓷精华及优势的同时，如何创造更美好更丰富的釉方和工艺，自然是徽宗最为牵挂的事物。

　　据开封东窑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说，北宋官瓷有别于或者说区别于汝瓷而创立自己“紫口铁足”之典型的艺术特征，竟与蔡京有关。据说，当时开封有一个陶瓷世家，主人姓王名照，其祖上世代制瓷，特别在北宋王朝初建时，其祖上还因为受命为朝廷烧制琉璃瓦及屋脊装饰饰件等皇室建筑用品，以其甚高的艺术品质，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褒奖和赏赐，一时名传乡里，为人所重。传至王照一代，陈留东窑随顺北宋王朝的发达与兴盛，制瓷事业乃至制瓷艺术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有东窑“八十一窑，七十二井”之盛誉，繁荣景象可想而知。王照涵泳其中，依托祖上所传，加之自己勤奋好学，且犹在瓷艺创新方面用功颇甚，烧造艺术也更臻炉火纯青，已俨然为当时陈留东窑系甚有影响的陶艺宗匠。值得一说的是，此时东窑已由北宋初期大量烧制皇室建筑用材逐渐转为主要烧制日用陶瓷器皿及艺术瓷器，产品有了较大的变化，王照等东窑出类拔萃的艺术家，理所当然地走到了前列，作品也为东窑系艺术类的典范。关于蔡京与“紫口铁足”之事，也就是因王照独高的艺术作品而起。据传说言，当时王照烧成一件方口虎头瓶，其作品色呈冬青，釉质肥厚，紫口铁足，器品整体静穆的莹莹宝光更是纯净映人，堪为东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尤为可贵的是，此作品瓶腹所饰两只虎头，经烈焰烧制，窑变的神奇莫测，只要换一个角度观看，该兽头便有不同的釉色变化，从青到蓝到黄到灰，其随光而变的神妙，实令人不可思议。禀赋这等变色功能的方口虎头瓶，已不仅仅只是个瓷器作品了，称其为神物异宝，也一点都不为之过。从小热爱当无赖的蔡京，听说王照烧制出这样一件宝物后，立即勾起了其品性中的贪念和占有欲，“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我的你动不得”之敛财真言乃老蔡一贯的主义，特别在把别人的东西设法据为己有方面，老蔡确有过人的真才实学，诸如一些巧取豪夺、下套使诈的肖小伎俩，都是老儿的拿手好戏。

　　为了把王照的宝贝赶快变成自己的，老蔡亟不可待地以视察窑口为名，带着自己手下主管烧瓷造瓦的两京窑务的领导干部，敲着几面破锣，耀武扬威地直奔陈留。那阵势就像当今善于抢劫并在小贩们面前神勇无敌的城管一样，本是一帮暴徒却冠以政府的名义，或用几条地方制定的霸王条文将暴力合法化，专门去发别人的财。故老蔡视察窑口的动机，当然等于城管检查市场，绝非其兴师动众所打的“视察”或“维持市场秩序”的招牌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为了王照的方口虎头瓶而已。其与城管们的欲念稍有差异的是，老家伙太知道时间的重要了，特别是眼下仍是别人的宝物，自己还没搞到手，那就更耽搁不得了。

　　然而，老蔡两京窑务的领导干部们好不容易在一所妓馆里找到王照后，无论老蔡怎样晓以利害，王照就是不认，一味地装糊涂，言自己根本没有烧出什么方口虎头瓶，更不用说什么还会变色的了。这让老蔡又气又急，好在那时官府还不存在“扫黄打非”之类的正大实业，泡妓不仅不违法，还可称得上是文人、学士及大师们的一种雅致和风范，因为那时的**也多是善解人意且才情出众的女子，比当下什么文工团或什么女艺人更有文化含量，就连圣上徽宗还常去礬楼泡李师师呢，所以泡妓实在没什么可谴责的，更遑论什么罚款、拘留和劳教了。再说方口虎头瓶藏在何处老蔡还不知晓，而且那时的确没有理由在妓馆对王照泡妓用刑，老家伙投鼠忌器，不像当下有勇无谋只会动粗抢劫的城管，所以老蔡纵是恼羞成怒，还是强忍着不敢发作，孬好看在宝瓶的面上，只有另做打算。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想”，在大宋帝国，老蔡绝非一般的奸诈之徒，只要是其动心忍性想要去搞的东西，几乎是没有不如意的，这是老家伙的天才。把王照一放，老家伙捋着几根山羊胡，绿豆眼在眼眶里迅速地转动了几圈后，便有了主意：只要是王照有嗜好，就不怕他不入老夫的套中。老家伙一打听，果然，王照除了泡妓，还爱好喝酒赌博，那是当时包括现在老百姓的根本娱乐，用不着装什么正经。老蔡笑了：这是老夫的专业，还用什么“城管”？轻轻松松老夫就可搞定。

　　也真如老蔡所料，几碗烧酒拿头，几把骰子一掷，在事先安排好的一帮领导干部其实就是诱子的引诱下，王照先是被人高高捧起，引发了干云的豪气，一副好汉的气派，但遂又被这些领导干部围而宰之。这当然是群狼和肥羊的游戏，后果可想而知。随着冷汗骤发，王照的房产、窑口全部变成老蔡手下领导干部们的财产了。老家伙看大事已成，便得意洋洋地出现在王照面前，是瓷瓶重要还是全家无立锥之地重要？这问题很简单，用不着考虑，所以宝瓶自然不可挽回地抵了赌债，成了老蔡的囊中之物。王照至此才如梦方醒，自感羞愧难当，知道这游戏非街坊邻居们图个高兴，人家领导干部们下基层深入群众，又不是学雷锋，哪能无所图让你占便宜呢？这是人家老蔡的目的。亲自出马的老菜也的确比当下善用暴力抢掠的城管们智慧，攥着梦寐以求的宝瓶，老家伙一本正经地告诉王照：能和老夫玩心眼的人还没生出来，你还是留点力气好好给老夫烧窑吧，以后有好东西赶快献给老夫，老夫一高兴还会赏你两个花花，可比你输给老夫体面。看老蔡得了便宜还不饶人，王照更是气恨交加，回去后左思右想，让一个奸臣耍弄，实觉得无脸见人，竟因此寻了短见。

　　蔡京用这等手段夺人所爱，况且又是当时东窑最为知名的宝物，其事迹自然很快从陈留传到京师汴梁。朝中自有痛恨蔡京之流的耿介之士，他们落实了具体情况后，分别奏表徽宗，痛斥蔡京以无赖手段巧取豪夺，致人死于非命。徽宗本是个大玩主，自己置窑烧瓷又在两难阶段，何况此事又是关乎瓷器的宝物，这事不能不管，孬好也要见识一下这件瓷器究竟“宝”在何处？于是，传旨让蔡京携东窑方口虎头瓶觐见。蔡京老儿宫中自有耳目，徽宗所想所为，大多在其掌握之中。老家伙一听徽宗让其携宝瓶觐见，当然知其所以然，故一副诚惶诚恐的鸟样子，抱着宝瓶便来见徽宗。蔡京较当下土财主式的贪官聪明之处在于，老家伙虽贪财但分上下尊卑，不象现在某些领导干部那样能做出和顶头上司抢财夺美的傻事，老家伙太会揣摩圣意了，这也是他出人头地的一种才能。蔡京一见徽宗，便将宝瓶献出，并颇为衷心和诚恳地对已玩瓷上瘾的徽宗说，臣知陛下近来为了烧出更好的作品，不少费心血，这也是臣所朝暮牵挂的。不过想想也是，仅仅依靠那些汝州来的农民工，实难有什么更高的创造，象老夫这样的超级忠臣，若不为君分忧，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所以，臣打听到陈留烧出件好东西，便替陛下取了回来。这几天臣仔细研究了一下，觉得东窑瓷器作品的釉色和“紫口铁足”的特征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汝瓷的满釉裹足多了些变化，耐人品味。

　　宝物面前，再经老蔡这么忠心耿耿的一表白，徽宗的艺术灵感，一触即发，猛然明白青瓷艺术的进步和发展取向。说心有灵犀，确实不假，徽宗多天的殚思竭虑瞬间便云开雾散。徽宗笑了，虽然蔡京老儿管理国家大事不济，但论起见风使舵和溜须拍马的本事，大宋帝国上下，能比上老儿恬不知耻之功夫的人，还真是屈指可数，何况老蔡在艺术方面的本事和鉴赏水平也确实高人一筹，因为老家伙特别知道什么宝物最养眼了。徽宗所憾的是，本该到朝廷御窑来效力的王照，死的太不值得了。徽宗在斥令蔡京亲自安排好抚恤王照家属的事宜之后，引进和发挥东窑制瓷工艺的事项也定了下来，这即所谓“蔡京东窑抢宝记”传说的由来。

　　其实，洒家相信，突破汝瓷单一的青色，以“铁口紫足”的艺术追求作为变化，丰富和提升中国青瓷的艺术品位，这个陶瓷艺术的个性发展，绝非传说的那么简单，应该是徽宗及北宋官窑的大师们在顺应陶瓷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中，对北宋官瓷“铁足紫口”典型特征的烧制工艺的一种艺术追求。确切一点说，也就是对借鉴当时开封陈留东窑的胎体配方和修胎、烧制工艺的共同确认，如果说“铁足紫口”后来成为北宋官瓷突破汝瓷胎体配方和烧制工艺的一个标志，推动了中国青瓷艺术更高的发展，那么，也是徽宗及北宋官窑的艺术大师们，在汲取和综合东窑、汝窑等窑口制瓷精华的基础上，以高度智慧所做出的非凡贡献。其实，禀赋自由、开放以及包容精神和优势的宋代文化，此时正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将传统文化领引进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仅只是陶瓷，正如著名学者郭学信、胡昭曦等言，中国的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门类等，在大宋帝国无不是百花齐放，并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越了同时代整个人类的所有文明。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有宋一代湛蓝的文化星空真是如梦如幻，大师巨匠，如过江之鲫，从山林湖海的各个角落，一下子都游到了这个朝代，辉映了全部北宋王朝的文化天空。以此赞颂宋代是真正的文化和士大夫的时代，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北宋文化上的鼎盛气象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另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历史上的政党政治也空前绝后地成熟于此，成为宋代至为典型的一种国家政治现象。可以想见，大宋王朝以王安石为领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魁首的保守党，在无流血政变的前提下，竟相互轮流坐庄近百年，这种人类历史上稀世罕有的景观，对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而言，绝对是一个奇迹。不要说中国历史了，包括富有民主传统思想基础的西方世界，也不会想到中国早在千百年前便已拥有了这种高贵的事物，想必他们得知这一胜景，也会为之惊诧，太不可思议了。

　　扯远了，话说回来，所谓蔡京老儿东窑抢宝所引发出来的北宋官瓷烧制工艺的发展变化，虽为北宋官瓷关于“铁足紫口”创烧的一个传说，但其只是一文化传说而已，实缺乏具体的历史史料来印证。唯一可靠近此传说的是，时蔡京在徽宗跟前受宠日盛，被徽宗提拔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外诸司中“东西窑务” 辖下的烧瓷造瓦事宜，通通归老蔡管辖，是为帝国主管手工艺者的第一“公仆”，但这或许也并不能担保其与北宋官瓷“铁足紫口”艺术创造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北宋官瓷“铁足紫口”特征的创立，真正有可信程度或学术价值的，如前文所述，应该是徽宗对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开封东窑制瓷艺术精华的汲取和借鉴。关于东窑，据史料载，其创于北宋初年，但至今仍未发现窑址。该窑以东青器见著，与汝窑、汴京官窑并列。东窑烧制的东青瓷亦称“东青器”或“冬青器”。胎骨细致，釉色淡青，有深浅两种，浅者近似“汝器”，但无蟹爪纹，多紫口铁足，盛于北宋。并且，文献中还记载其烧制的器类有瓷印、狮鼓镇纸、菊瓣水中丞、天鸡壶诸种。其中天鸡壶下有一窍，制做之精，不同凡响。明代学者曹昭（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卷下《古窑器论》哥窑条中道：“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特别言及哥窑与汴京东陈留镇东窑（即董窑）釉色的比较。稍后一点的明王佐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始至天顺三年（1459年）历时四载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中也有如是记述。另外，邵蛰民撰、余戟门增补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一书中，记述东窑瓷器时说，（东窑青瓷）系北宋时东京民窑所造，即今开封等处，土脉细致，器质颇粗厚，淡青色有深浅二种。因系东窑所造，故曰东青。清代兰浦先生的《景德镇陶录》中，对东窑瓷器也有较详细的说明，其道：“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并且，在其颇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方面，有着传承久远的艺术魅力，《景德镇陶录》为此还专门为之言道：“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尤其是清代雍正时的御窑厂，仿烧的东青釉极为成功，因其烧制的釉色又与豆绿接近，故也叫“豆青”。在艺术风格上，东青器沉静雅素，朴和温润，与耀州瓷和龙泉瓷有着根本区别。此外，关于冬青瓷的艺术特征，苏轼的杰出弟子之一，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的北宋著名诗人张耒，也有“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的诗句，赞叹东窑美如碧玉的制瓷艺术。可见，开封东窑在当时也是一著名窑口，颇有影响，其瓷质虽颇粗厚，但因其以高铁粘土入胎，特别是其裸足垫饼的烧制工艺，超越了汝瓷高铝胎质且满釉裹足支烧工艺的局限，故而烧制出汝瓷所不可能拥有的铁足紫口之特征。这一特征，对一直寻求超越汝瓷的艺术王者徽宗来说，当不乏魅力，况且，东窑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去伪存精而为己所用，自是不在话下，其对徽宗所创烧的北宋官瓷产生直接影响，应该在情理之中。也确实，在中国陶瓷史上，见于铁足紫口之特征记载的，北宋官瓷问世之前，也唯开封东窑一家，其和北宋官瓷传承之法缘，实不应有什么异议。另一方面，值得说明的是，此时开封盛产瓷土，还未因黄河水患而将瓷土深匿于地下，这方面不乏史籍记载。如明代著名学者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其记述中国瓷土产地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土出永定、窑在德化）徽郡婺源、祁门。”文中罗列中国瓷土产地，开封榜上有名。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的，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之释解，也有如下记述，其道：“（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造。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可见古代开封实乃瓷土产地之一。这当然也可推知，立窑于汴东陈留的东窑，就是因为自产瓷土而设窑烧瓷。当下有些专家教授以自己臆测的京广线东不产瓷土、不适合建窑为据，否定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洒家每看到这等言说，实在感到奇怪，这些专家教授，即使不顾事实妄把汝瓷当北宋官瓷，难道就不知开封有东窑吗？既然开封民间都可置东窑烧瓷，难道贵为帝王、富有天下的徽宗就不能在开封置窑烧瓷？真是岂有此理！

　　从这一意义来说，以徽宗财大气粗的帝王身份，既然能大动干戈让诸多瓷艺大师们移民京师来建窑烧瓷，自然不会吝惜烧制瓷器的钱财。据史籍和现当代的考古资料乃至馆藏实物表明，北宋官窑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都极为讲究，就如白求恩大夫对医疗工作一样，精益求精，其所选用的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这也当是徽宗对汝瓷胎骨颜色浅淡灰白的一种批判。汝瓷胎体多粉白、灰白和洁白，最上品的也不过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色泽太过清淡而缺乏厚重感。徽宗出于个人的爱好，为使北宋官瓷庄重大气，适合庙堂审美，其在胎体用料的选择上，受东窑入胎瓷土的启发，遍履名窑，颇下功夫，经多次实践检验真理，最后选定铁离子丰富的高岭土做胎，这即史料所载的北宋官窑取土汴东和禹州（阳翟）而非汝州的史实。在制作和烧制工艺上，徽宗汲取和传承东窑胎体配制的精华，为强化瓷釉的变化，使之更增自然色彩之美感，口部施釉较薄，微显胎骨，器足底部露胎无釉，并改汝瓷支钉架烧为支钉支烧和垫子垫烧等多样装窑烧制方法。这样，经烈火烧制，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而由于胎体使用材料烧的改变，为满足胎体的烧制成熟，北宋官瓷成瓷温度也比汝瓷高数十度，且为防瓷釉粘垫子，其作品足底多不施釉，裸胎烧之，其胎体的氧化铁成分在气氛还原后呈铁黑色或黑红色等，故称“铁足”。这一相对汝瓷极富诗意的变化，即北宋官窑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其在区别汝瓷满釉支烧、无色彩变化的同时，也是为北宋官窑瓷器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紫口铁足”的艺术成果，纵然不一定是徽宗个人天才的发明创造，乃得益于当时开封东窑的陶瓷艺术智慧和经验，是徽宗对东窑青瓷烧制工艺一种提升和借鉴，但于北宋官瓷而言，这一典型的艺术特征，实乃表现出徽宗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等内心的意蕴，在北宋官瓷作品上的一种文化的凝聚，体现着徽宗高雅的美学格调，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南宋官窑和哥窑，且被南宋官窑和哥窑全部传承下来。藉此而言，什么叫北宋官瓷？莹莹如玉的丰厚质感是一方面；突破素面青瓷单一釉色的“紫口铁足”也必不可少，因为正是这些美的要素，才构成了北宋官瓷令人心仪不已的典雅和高贵。

　　这里洒家想多说一句的是，目前北宋官瓷较为有心的烧制者，为追求“紫口铁足”的艺术效果，除了沾釉后对口、足进行精心的修饰，特别是每件作品都须擦口外，在烧制工艺上也颇费心血。为了使胎体种上更多气氛，色泽能呈现的更深一些，以利于釉烧时“紫口铁足”的特色更分明，便一改古人氧化焰素烧坯体的工艺，在胎体烧到一定温度后，即进行气氛的还原，并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经验。用这种方法烧制出来的官瓷胎体再用于釉烧，“紫口铁足”的特征也的确更明显，也更容易形成，这个技巧，算的上是一种官瓷传统烧制工艺的改革和进步吧。

　　王者之瓷 社稷神器

　　清代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言：“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并基于宋代五大名窑等难以逾越的青瓷制瓷工艺水平和成就，其心悦诚服地将有宋一代排列为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其实何止于此，在我们今天心怀敬意地仰望宋代五大名窑的艺术高峰时，宋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的进步，使得制瓷工艺更为臻精湛，其传世作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固然是深值得赞颂的一方面；但与之相辅相成且尤具特色的是，自北宋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朝廷自建、内府监管（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专门为宫廷烧制产品的窑口，这种毫无商业功利、纯粹以达到追求精美陶瓷艺术品为根本目的的窑口，不独将中国高古陶瓷的制作艺术推向了巅峰，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其唯美主义、非功利的艺术实践和追求，也实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而开先河者，就是宋徽宗亲躬创建的“北宋官窑”。

　　在徽宗的“北宋官窑”设置之前，虽然也出现了定窑、建窑、汝窑、钧窑等诸多带有贡御性质的窑口，且声誉卓著，享誉天下，代表着当时天下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南宋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也曾记载道，“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直接申明且确认了定、汝两大名窑身负朝廷敕命烧制贡瓷的身份，但这些窑口反过来说，也正如叶寘所言，不过只是 “承命”烧制贡御瓷器而已，因其在“承命”为朝廷烧制贡御瓷器的同时，还要烧制大量的民用瓷器，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以保障其窑口的利润，达到发家致富的事业追求和目的。南宋学者周辉在其《清波杂志》一书中也记述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无疑已说明了这些烧制贡御瓷器窑口的根本性质，朝廷对其直接控制不假，不过总的来说，其本来身份还是民窑，要注重商业利润，烧制贡御瓷器只是其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也即史书上所称的“民代官烧”或“官搭民烧”，所谓的烧制御用瓷器亦即“贡御”的色彩和荣耀完全是受朝廷之“命”才禀赋的，其与徽宗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瓷器艺术品的北宋官窑，以及后来南宋“袭故京遗制”，所创建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三个官窑设置的目的，就是不惜成本地生产御用瓷器，以供朝廷自用，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民用商品的生产，是为纯属官办的、也只为朝廷烧制产品的“国有企业”，当然，这在客观上，其也是被皇帝个人和朝廷垄断的瓷器种类。

　　基于官窑的这种特性，北宋官瓷身份和地位的高贵是显而易见的，非民窑包括承命烧制御用瓷器的各名窑口所能与之相比的。尤其在瓷器作品的设计制作上，官窑专为皇室礼仪需求和文化品位服务的宗旨，就决定了它不会如民窑那样，为了市场利润而必须考虑成本和销路，或考虑是否能为大众所接受，其完全不用理会艺术创作之外的任何事物，只需穷尽其能、发挥才智即可，根本不存在什么值得担忧的销售市场、利润负担以及生存问题。故从选料到制作再到烧成，精益求精，不惜物力和人力，采用最好原料用于生产，追求至高的艺术境界，徽宗所亲自创建的北宋官窑更有着穷奢极欲的表现。而在这样无上优越的条件和创作环境的但保下，大师巨匠云集的北宋官瓷窑口，自是有着惊世的作为，其不仅造型规整，制作精美，品质优良，也将青瓷的制作技术、釉料配制、工艺质量及审美意趣等，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作品所洋溢的雍容华贵的皇家气韵，实乃无与伦比，堪为天下之冠。其实，有徽宗这个才子君王举国家之力亲自主理，北宋官窑在宣政风流的合唱中，若没有美妙高亢的音色和音符，烧制不出高于为生存计的民窑的作品，那就不叫北宋官瓷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官瓷在很大程度上堪称帝王之瓷，代表着中国陶瓷的经典艺术和贵族文化。从窑口的性质而论，北宋官窑乃徽宗也即王朝直接控制而建立的“国有企业”，其仅为满足皇室的需要和徽宗个人对瓷器更高的审美要求，在烧制产品上远非一般窑口那样大规模的成批烧造，只是根据朝廷的需要和徽宗个人的兴趣，在向经典方向努力和追求的同时，时烧时停，不断调整，作品极为精少，罕珍难求，且因其作为专供皇室的物品，毫无流向民间的机会，且在历史上也从没有过作为商品出卖的历史，不要说普通的商贾市民了，即使当时为官朝廷的肱骨大臣，非君王所赐，也是求之不得，故其艺术特征及高贵品位难为一般藏家所知。北宋官瓷有句谚语言：“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能得到徽宗赏赐而识得官瓷的，非侯即相，定贵为朝臣，是统辖一方、“出有车食有鱼”坐江山的肉食者，绝非平民百姓。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无不说明了北宋官瓷的罕珍和稀有，其绝对是仅见于宫中，为世代相传的宝物，世人罕能一见。加之北宋官瓷本身禀赋的珍贵价值，历史上也从没有也不可能有作冥器陪葬的事例，因此历史上大量考古发掘中，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出土的例子。现存的北宋官瓷，基本上都源于清宫，绝大多数收藏在台北和北京两家故宫博物院。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其总数不超过40件，海外虽有几家著名的博物馆零星收藏几件，也尽是当时八国联军的强盗行为所致，是他们侵略中华烧杀略抢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北宋官瓷的艺术品味和尊贵价值可想而知。

　　其次，因为北宋官窑完全为了社稷祭祀等国家礼仪以及徽宗个人的文化爱好和添彩皇宫的华贵、庄严而建，所以烧制的瓷器在造型、装饰及施釉和工艺等方面，不独高度体现着徽宗极高的审美意趣，且严格按照宫廷设计的操作流程及样式进行烧制，作品基本上仿三代青铜器、玉器等古朴典雅的造型，因而北宋官窑瓷器极富宫廷用器的庄严色彩，作品也多为社稷之礼器，尊贵和大气，不仅与民间窑口所烧的日用瓷器迥然有别，其内在的文化含量和气质胸襟也是民间窑口追仿不像的，更说不上民间使用的问题了。当然，也正在于朝廷控制力度的严格和严谨，北宋官窑绝不会象民窑商品生产那样热闹，大兴竞争、大量烧制，以至熙熙攘攘象赶会那样。故相较之下，北宋官窑规模可谓小之又小，存世时间也紧付于王朝的基业，成、住、坏、空全随北宋之兴灭，这在客观上造就了其流星般耀眼而又短促的命运，虽光彩照人，但转瞬即逝。更加之其作为国用礼器，在当时不会任由各窑口窑系随意仿制（直至南宋才出现民间仿制，如龙泉、钧瓷等窑口窑系），且出于朝廷的尊严，非精品可能全部加以毁弃和深埋处理，使得瓷片在民间也很难找到。因此，北宋官瓷纵独具风范，冠绝天下，为王者手笔和社稷之神器，但因其烧制时间的短暂、传世器物及资料的稀少和至今未见窑址的谜团等等因素，这让后人在解读和仰望北宋官瓷这座巍峨的艺术巅峰时，不能不存有许多遗憾和惆怅，乃至产生许多误读及有违客观的臆测，诸如什么官瓷不如被徽宗淘汰的汝瓷，以及什么汝瓷就是官瓷的假说等。

　　再者，作为北宋帝国唯一的“国有”窑口，借用皇权的力量和帝国的金子招牌，为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北宋官窑会理所当然地拥有帝国当时最高的烧制工艺和技术，并且，也注定不乏超一流的陶艺大师加盟其中，这是帝国至高无上的荣誉，况且徽宗本人就是一位稀世罕有的艺术奇才。此外，以国库存有烧不尽的银子之气度，北宋官窑自设置之始，便不同于其它窑口蝇营狗苟对制瓷成本的算计和苛求，其配釉的原料，包括辅佐的玉石、翡翠、玛瑙等，无不是上上之选，且毫不吝啬。比如与汝瓷作品一些薄的几乎露胎的瓷釉对照，北宋官瓷在着釉上，为增加瓷釉肥若堆脂的玉质感，无不是数次施釉，哪里会算计什么釉浆的工本？作品出窑的温润如玉，才是其最高所求。毫无疑问，上好的原料、经典的造型、精到的工艺，以及大师巨匠群贤毕至的风云际会，对完美作品烧成的助益是必不可少的。北宋官瓷釉色幽雅沉静、意蕴深远的美感，以及釉质温润莹澈、肥如膏脂的朴和光芒，乃至大小不一、深浅各异的冰裂纹片，均不乏宝石、玛瑙潜在的光辉和神韵，这也是只作为承命贡御窑口的汝瓷无法与之攀比的美好事物。可以说，北宋官瓷造型庄重古朴，釉色润美如玉，纹片冰裂如波，乃至口沿微微泛紫，足底褐红如铁等清籁幽韵、趣雅拔俗的典型艺术特征之形成，大师深厚的功力和制作工艺是一方面，上好的釉料配比及珍贵的辅佐性原料的不吝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后世许多仿造者一直未能超越北宋官瓷的艺术高峰，或者不能抵达北宋官瓷的精美品质，其主要原因，在未谙北宋官瓷烧制工艺精髓的同时，也多出自配釉原料的选择和不吝使用上。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金刚钻，休揽瓷器活”，精打细算地舍不得用料，特别是追求成本的降低而谋求最大的商业利益，又何以能烧出令人为之倾倒的艺术珍品呢？藉此而言，北宋官瓷之惊世创造和不朽的艺术，也非徽宗这个奢侈不已的花花帝王出手不可：“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啊！

　　宋代五大官窑鉴定

　　宋代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处于空前绝后的水平。宋瓷是宋代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两宋文化的一朵绚丽的奇 葩。宋瓷在当 时的海外贸易中，以成为风靡世界的名牌商品。 宋瓷有民窑、官窑之分、有南北地域之分。所谓官窑，就是国家中央政府办的窑，专门为皇宫，王室生产的用瓷：所谓民窑，就是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 瓷。 官窑瓷器，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点，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而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要考虑成本，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但并非没有精美的艺术产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宋瓷窑场首推五大名窑，即汝、官、钧、哥、定。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在河南汝州神垕镇（一说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因此而得名。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 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 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 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瓷器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即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这是北宋官窑 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民窑。始建于唐，兴盛于北宋，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故称为定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色润泽如玉。黑釉、酱釉称为"黑定"、"紫定"，也别具特色，制作精湛，造型典雅。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 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哥窑是宋代南方五大名窑之一，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哥窑瓷胎体有厚有薄，釉主要有粉青、月白、米黄数种，釉面光泽如肤之微汗，是为上品。器形以洗、炉、盘、碗为多。

　　北宋官瓷鉴赏要领

　　一、北宋官窑的缘起：北宋官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乃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和缺缺陷，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口窑系的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投资兴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二、北宋官窑创建时间：北宋官窑大约创建于我国北宋政和年间，南宋学者宋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道：“政和间，京师(今河南开封)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另一学者顾文荐在其《负暄杂录》中也有关于“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

　　三、官窑定义：窑口乃朝廷举国家之力投资的“国有”企业，其生产关系为：“朝廷置窑、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所烧产品唯供朝廷使用，不在市场流通，罕珍和稀有，常人难以见到，更遑论什么收藏了，一如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所言：“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

　　四、北宋官瓷的器形：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造型通常以仿青铜器为主，是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 的一部分，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加上徽宗本人艺术王者的身份和爱好，故北宋官瓷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主要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形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

　　五、北宋官瓷的釉色：北宋官瓷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常见有天青、粉青、月下白、炒米黄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明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也道：“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釉色有天青、翠青、月下白、大绿。粉青为上，淡白次之”。

　　六、北宋官瓷的釉质：由于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添加有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这也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它窑口不能仿造到位主要原因。在烧制过程中，按器形的要求，北宋官窑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进，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器物受力更均匀，使得胎骨也更坚挺，从而为釉质更趋淳厚、匀润创造了条件，真正达到了肥若堆脂，抚之如缎似玉的，攥之仿佛出油的艺术效果。

　　七、北宋官瓷的开片：北宋官瓷釉面的开片，得益于其独到的工艺，所开片纹极富节奏感，如水波粼粼，晶莹剔透，开片不仅流畅，且小器也可开龟背大片，纹如鳝血，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尤其是北宋官瓷釉下幻放开裂的梅花冰片，更是一绝，其大小不一，花片相叠，全器盛开，神妙之处竟能多达七层以上，真如梅花绽放，绝对鬼斧神工，美至极致。此外，其还有一个值得申说的特点是，此梅花冰片真有冰的特性，遇水则冰融，冰状梅花隐而不见，水干则冰现，朵朵冰花棱角分明地满器绽开，神乎其神。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北宋官瓷的鳝血纹为上品，如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就说“（官瓷）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八、北宋官瓷的“紫口铁足”：北宋官瓷“紫口铁足”的艺术特征，是徽宗对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开封东窑制瓷艺术精华的汲取和借鉴。其选用含铁量极高的瓷土制胎，与汝瓷含铁量较低的胎质有极大的区别，这种含铁量极高的胎体经高温还原烧制，胎骨颜色泛黑紫，故作品器物口所施之釉因微有下垂，致使内胎微露，便产生了出“紫口”特征，而足底无釉之处，由于气氛还原，则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此突破青釉瓷面所形成的独负神采的“紫口铁足”，堪称清籁幽韵，趣致拔俗，令人畅心悦目，其在区别汝瓷满釉支烧、无色彩变化的同时，其独特风韵也是为北宋官窑瓷器最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

　　九、北宋官瓷总体艺术特征：北宋官瓷外观的总体艺术特征可概括为：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龟背，色如鳝血，釉面莹莹冰片极富美感，且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红如铁。作品观之神韵内蕴、质朴无华，不独无什么精美雕饰和装饰，也更无什么艳彩涂绘，其完全凭藉自身釉色和幻放的纹片之美抵达其冰清玉洁、神韵天成的美学境界。

　　十、清乾隆帝为北宋官瓷所赋诗句：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瓷珍以孤。

　　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

　　合赠何人合长吉，苁花得句负奚奴。

　　——乾隆壬寅新正御题

　　中国陶瓷奇葩——北宋官瓷

　　七朝古都开封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厚，北宋时期达到历史的巅峰。由于皇室的推崇和文化的繁荣，陶瓷文化呈现了五彩缤纷的图景。其中北宋官瓷雄冠宋代五大名瓷之首。

　　早在1107年宋徽宗在京师开封自置御用窑炉，总结历朝制瓷经验，不惜工本烧造青瓷，使青瓷技艺辉煌北宋。

　　北宋官瓷主要仿青铜器为主，造型古朴庄重，素纹自然淡雅，物象润泽大气。器色以粉青为主调，次之月下白，炒米黄有绿青色。器身有鳝色纹、牛毛纹、铁线纹、全体纹。器身开片有龟背片、冰片、梅花片。器物胎为香灰胎，黑胎（金刚胎）。器物口为紫口，底黑红色为铁足，故称“铁足紫口”。

　　北宋官瓷传世品非常稀少，约50件左右，它只在皇宫内院存玩，不在市上流通，是皇家赏玩的青瓷，加上十分难以烧制，因此倍加珍贵。现在烧制的一件高品位官瓷也要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随着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北宋官瓷在人们心目中有了越来越高的位置，市场经济价值看好。

　　北宋官瓷是我国青瓷的巅峰，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我们研制的北宋官瓷填补了五大名瓷的空白，具有典雅高贵的气质，在展览和家庭中观赏把玩，可增进文化修养，培养审美情趣，提升人生品位。

　　北宋官瓷传世极少，所以现在烧制的高品质北宋官瓷成为收藏佳品，世界各国博物馆都在寻求收藏，家庭收藏也渐成热点，具有较高的升值空间，也是馈赠品、礼仪品，和现代旅游纪念品之优选。

　　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加微信 lugong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