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呗账单压力大？这些方法帮你摆脱困境！

遊 ｜觀

搬運人文藝術美物｜實踐生活美學思想

@约瑟夫·寇德卡

　　不知道多少朋友有做读书笔记花呗账单压力大？这些方法帮你摆脱困境！的习惯？昨晚主页菌整理了下书柜花呗账单压力大？这些方法帮你摆脱困境！，翻开大学那会儿记的读书笔记，无意看到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的《论小丑 : 独裁者和艺术家》一书的笔记记了不少页。读了读，索性从积了灰的书堆中翻出原书来读，不知不觉，到深夜。开窗透口气，瞬间感到霾比白天更深了些。

诺曼·马内阿，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又经历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代，1986年流亡并定居美国。这几年国内引进了他的数种作品，小范围内评价都很高。《论小丑》是他流亡最初几年的随笔集，写的是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生活，2008年国内曾引进，没有再版。摘录一些片段，和各位分享。

《论小丑》选摘

文 | [罗] 诺曼·马内阿

译：章艳

罗马尼亚——从三句话谈开去

1.

怀疑主义一直是罗马尼亚人的特征，尤其表现在人们对政治的态度上，特别是听到政治斗争这种字眼时更是表示怀疑。

在意识形态方面谨小慎微及对政治的怀疑态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稳定的道德观。事不关己的态度不只是会产生正面的后果，很不幸，最常见的后果往往是妥协和串通。重大原则如果不能切实落实，就会让人们对它丧失信心。神不知鬼不觉地，社会机制开始以那种古老的“自然”的方法运作，官官相护、贪污腐败、阴谋诡计、妖言惑众、滥用职权、任人唯亲，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正常的生活被推到了角落里，尘封在密码和符号之中。

在过去的十年里，不信任越来越深，沟壑也日渐扩大。政治被视为愚蠢和卑劣的化身，一直被荒谬可笑的氛围笼罩着。

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都是肮脏的，有时甚至还牵连到反对者。那些从事任何一个帮派政治工作的人总是被人们怀疑为所谓重要原则为名满足自己的个人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头脑的人都会远离政治，甚至远离有关政治的讨论。由于人们不会公开表明自己远离政治的立场，他们只在特别的情况下表现积极，所以他们的这种非政治性姿态成为一种避难所，成为一种安全的逃避。

　　诺曼·马内阿

2.

在近些年审查制度盛行之前，“开放”曾经是罗马尼亚形成共识的文学艺术纲领，可惜现在已经被扼杀了。文化界一片支离破碎、你争我斗的景象，很多罗马尼亚的书籍禁止表达真正的思想。禁止人们的批评意识。当然，就像在其他类似国家一样，你也可以在身边发现最卑劣的愤世嫉俗和机会主义，特别是在那些“官方”（政府认可的）及正在为获得政府桂冠而奋斗的作家中。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国家真实的精神状况，我们只要比较一下那些官方作家向统治者表现效忠的说教文字，以及他们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憎恨和厌恶就清楚了。

这种双面人的状态导致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电视和媒体上欣赏某个诗人的精彩表演，他愤世嫉俗，但俸禄颇丰，他就像一个受国家赞助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要提供政府喜欢的各种音乐——民歌、爱国进行曲、唱给领袖的颂歌，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失宠销声匿迹了。更让人费解的是某位年长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为统治者的效劳，特别是在一个痛苦和绝望的时期。他曾经因为自己的极端右翼思想饱受监禁之苦，退隐山林多年，现在因为他的思想能为统治者提供新的合法性而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他竟欣欣然地接受了。

对于一些作家来说，时髦的口号和愚蠢的宣传套话“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对于另一些作家来说，这些活动则是导致他们堕落的方式。

一些知名作家竟然同意让自己手中的笔或杂志为安全局服务，他们败坏了文化氛围，不懈而残酷地迫害着他们上了黑名单的同事。未来关于眼前这段历史的编年史上会列出那些让这个国家永远蒙羞的人，其中就有这些“罗马尼亚”艺术家和“罗马尼亚”作家的名字。其他人怎么样呢？那些骄傲地保持沉默或是在极端愤怒中爆发的人；那些坚持反抗的诚实而多才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还有那些鄙视政治、远离权力、孤芳自赏、不屑参与群众斗争的人。

那些诚实者和反抗者就如长期被压抑的休眠火山。在这样一个执迷于艺术院里道德约束的文化里，在被妥协和阴谋摧毁的罗马尼亚。书籍和人民都没有发言的权利，一个真正的作家最终不会容忍强加在他身上的平庸和胆怯。他应该有何作为呢？是坚信艺术的重要性永远高于道德精神吗？不！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在他新出版的小说里强烈表达了他的态度。

痛苦、挫折感和羞耻感越来越强烈，知识分子如此，整个国家更是如此。灵活的适应能力、怀疑一切的实用主义态度还有盲目的服从，这些在罗马尼亚存在了很长时间，大大削弱了政治斗争和反抗的力量及重新建设的能量。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也不仅仅是罗马尼亚人，美更多是以个体形式而不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美往往是在幕后而不是在舞台中央，是一种含糊而间接地解决方式（常常可以起到保护人力资源的作用）而不是坚决明确的立场。说到底，善是以一种安静而谦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努力躲避着恶的喧闹和侵略。真理以残缺含糊的形式存在着，在隐蔽和机敏的符号中找到自己的避难所。

——1988年10月于华盛顿特区

审查者报告

1.

武器不仅仅是那些在为自由而战时让人看得到听得见的东西，还有更多其他的：数量更大、更为微妙，甚至更加残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更为隐蔽的武器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中，从而有着更为长久的效力。在通往民主和自由的曲折道路上，要解决众多行政、经济和物质问题固然很难，但要从政府强加于人的那些如迷宫般漫长而复杂的堕落过程中解脱出来则是难上加难。

审查制度——文字的秘密警察，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是最可怕的权力武器之一。人们觉得审查者不过是一些头脑狭隘的官僚，在很多情况下，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们的国家改良了这个权力机构，不断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充满智慧、思想犀利的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这个机构采用的办法也不断改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简而言之，变得更加阴险诡秘。

2.

“替代”这个概念使用得越来普遍，它不仅是一种欺骗性政治策略，同时也运用于衣食住行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货真价实的产品逐渐被替代物所取代，这些替代物有的品质低下，有的干脆就是假货。在文化领域情况也一样，他们允许一些非常“敢讲话”的高层官方作家批评某些对于其他人来说纯属禁忌话题的负面现象，同时却攻击一些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孤立他们，使他们成为边缘人。这种对舆论的操纵——得到了当权者的许可——为大众提供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这却是另一种欺骗：那些“批评”，无论多么严厉，都是“辩证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批评方法非常假单，就像被批评的对象一样），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要向领袖及其国家和意识形态表示效忠。

3.

1985年春天，我激动地把《黑信封》的数百页痛苦文字汇总起来，因为我的书被列入下个年度的国家出版计划。我觉得有机会还是应该试一试。

12月，答复来了。从编辑尴尬的表情我就知道，情况肯定不乐观。我没有看见审查者的报告。三十多年来，这些报告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密。既然审查制度已经被“废除”了，那他们就更成为国家机密了。审查者的报告？新审查办公室的报告上没有任何签名，上面只记录着读者的身份证号码——当然，这是为了上级领导实用的方便。这些报告被小心地保管在“真理档案室”里。报告的结果被转达给（我猜想是口头地）出版社社长，作者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他也不可能和（不存在的）机构或（隐形的）审查者对话。

终于我收到了毛条校样，内容欠妥的章节和段落上被小心翼翼地作了一些记号，这些有问题的部分占了全文的百分之八十。我决定解读审查者的反对意见，但问题实在太多了，要想把文章做如此之大的变动简直不可能。被指出的问题从个别字眼（“购买食物的队伍”、“告密者”、“肉食”、“寒冷”、“咖啡”、“胸部”、“上帝”、“反犹太”、“独裁者”、“黑暗”、“同性恋”）到整个句子甚至整个段落。我只好放弃：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一个如此顽固而且充满恶意的审查者斗争。那部书稿被搁置在一边，作者和出版社都无能为力。

现在我感受到了写禁书的副作用，这部小说的一些节选本来已经被几家文学杂志选用，现在却突然被取消了，介绍我的文章也被砍掉。报刊杂志开始回避我这个越来越有嫌疑的名字。

我又重新通读我的毛条校样。我对文章进行“修改”，我这里改掉一段，那里删去一节。但这都是无用功！送“上去”，文稿又原封不动地退回到编辑和作者手上。我想，审查者大概觉得我的“修改”过于肤浅虚伪。

在这样一个十字关口，作家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是继续一步步顽强地斗争，尽量少让步但要通过必要的妥协让书得以出版，要么干脆放弃。

1986年初，我的出版人踏出了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一步，他们用的是当权者用来对付人民的那一套：替代。

在当时极端恐怖的情况下，很少有出版社不顾审查制度的高压出版好书，尤其政府不安的好书，我的出版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这些本身就是著名作家的编辑们在坚持着进行无望的思想抵抗。

我永远不会忘记1986年1月的那个早晨，我先陪着出版社社长来到花店。然后我们捧着一捧花到了某个人的家里，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寻求这个人的帮助，因为这样也许就可以挽救这本书，挽救书的作者。这是一个在审查行业阅历丰富又德高望重的人，他经常充当着“局外”读者的角色（顾问）。我的出版人想找一个精通审查制度的“替代”审查者。作为一个过去的审查者，他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提供一份让审查办公室可以接受的报告，但又不需要把（不存在的）审查办公室牵扯进来，而且有这个人签署的替代报告还可以让作者本人过目，这为摆脱僵局提供了机会。（这个专家的作用更加凸显了审查制度的欺骗性，这份报告通过一些花招和必要的修辞让作者和审查者可以共谋把书出版。）

1986年3月，我收到了审查报告的“工作副本”。我兴奋万分地读着，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审查报告，每次都只能得到结果——把一些句子和段落从书稿或有关评论文章中删去，就连一本已经付印的书也没有幸免，发行被中断，由于一些文章被从中抽取，整本书的结构必须重新调整。

这份审查报告让我知道，“真理档案室”里的“原始”诉状会是什样子。看到这份报告书，我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觉得放心。我肯定，早先审查者实用的言辞一定更加微妙。

我害怕了，是的，真的害怕了。小说中，我用来隐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同出一辙的语句被“解密”了——噢，我害怕了。我有一种感觉，门会随时被撞开，这份报告足以让我成为阶下囚。我想象着我的档案出现在“真理档案室”里！

而这是一份用来帮助我的报告。欺骗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作者欺骗，读者欺骗？编辑欺骗，甚至审查者也欺骗？欺骗是日常生活中交际的社会惯例，甚至在创作的世界里也一样。在这种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者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受到约束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又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

艰难的日日夜夜，充满了疑惑、恐惧和厌恶，努力寻找模棱两可的解决方案，巧妙地和审查者抗衡。

……（此处省略审查报告原文）

我的极度兴奋让我变得鲁莽起来。那天下午我打电话到出版社社长的家里表达了我的惊愕和愤怒。“就这个东西吗？这就是用来挽救我的小说的东西吗？这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人答应给我们的‘帮助’吗？审查报告应该是讨论文学的专业评论，而现在这个东西却像是‘新式’警察的‘新式’胡言乱语！”

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我意识到我太莽撞了。像我这样的一个“可疑人物”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像出版社社长这样一个“官方”人物的电话也不例外。“这个读者的报告里提到一些建议，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接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他非常平静地说着这些话，但话语中听得出他的尴尬和紧张。“明天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打算。”他非常严肃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在场的还有这本书的编辑。社长的语气非常正式，他必须这样（我们三个人都认为房间的某个地方安装着安全局的窃听器），但是我还是按捺不住我的情绪。

在谈话的最后，社长还是表现出了瞬间的坦诚。“你要知道，任何一本书在出版之前，我们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报告甚至批评，有的时候比你看到的这些更加严重。如果我们每次都害怕会怎么样，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出版一本书……”

是的，我们都陷入了同一困境中：如果不下定决定通过欺骗手段，如果不通过个人关系，什么也做不成，没有一本书可以逃过文字警察的魔爪出版。

和编辑一起，我又开始了迎合审查者的斗争，而内心却充满了不屑。

1986年4月，这本书又一次被转到审查者办公室。我知道，这一次会有一个新的审查者来审读我的书。除了打印稿上用铅笔写的新按语外，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直接的指示（当然是由出版社口头转达的），要求我把有关聋哑人协会的细节删去，要求我修改亚努利这个人物（这个过去的革命者表现得像个聋哑人，在整部小说里没有说过一句话）和小说的结尾（结尾暗示，亚努利和女主角处于自杀的边缘）。这已经是我要进行的第三次修改。终于，最后一个审查者建议出版我的这本书。为了得到最终的批准，审查者要和文化部副部长进行一次半小时的特殊面谈。这就是“问题”书籍必经的程序。

这本书终于在1986年的夏天面世了。这份审查报告帮助我让我的书得以出版。审查者帮忙，好朋友和不知名的敌人帮了忙，而独裁者用含糊政策代替过去界限分明的老政策，实际上也用他的方式帮了我的忙。

在斯大林时代我的书不可能出版，我们的这一代生活在新独裁统治下混乱而痛苦的时期（“开明时代”）。在黑暗中，在一个不断改变、可怕得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我们的书挣扎着面世了。

看见新出版的书我高兴吗？它就像一个难产之后意外诞生的婴儿。我的残疾的孩子，虽然和想象的不一样，但仍然是属于我的。我们挣扎着生存的这个时代和社会像一个牢固而伤痕累累的纽带，把我和我的作品绑在一起。

——1990年春天于巴德学院